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影响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首次提出“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党支部有3名成员，分别是支书、副支书和党支部委员。这位委员还兼任村监委会主任，这是乡里要求的，因为他可以参加支部会议，“容易统一意见”。

　　村干部实行坐班制，每天起码要有一人值班。在豫西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常年不住在本村，而是住在县城、市区，有的在外开办企业，或经商做生意，村里有事时才回去。村民见到村干部的主要机会有两个：“一是让你掏钱的时候，二是换届选举时上你家里拉选票。”陕县张茅乡一位村支书说，他们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包括他和村长。问其原因，支书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一个月补助只有几百元，够干啥呀？”那村里的工作岂不受到影响？支书说：“反正都有手机，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近年来，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投资修路、修水、修电、土地平整、村庄合并，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救济、扶贫、“万名干部进农家”、“农家书屋”等，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它们也成了少数不法村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当了村干部，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待遇问题。在土地问题、林权、修建高速公路及建厂占地等方面，包括地面附着物的补偿、上级拔下来的补偿款等，村干部认为反正分给群众也不够分，就先把自己欠发的补助补齐了。陕县张茅乡清泉沟党支部副书记陈某、村主任赵某、会计张某3人，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24773元，用于冲抵乡镇欠发自己工资，给自己发放交通、通信补助等，直到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时，他们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痛哭流涕。

　　“乡里不管你咋干工作，他只给你布置任务，只要结果。”陕县一位村支书说，“前阵子，上面要求村里宣传十八大精神，弄各种宣传牌子，每个村花了2万来块钱。今年要求搞‘道德讲堂进乡村活动’，每个村要花几千元，现在还没结束。最近县政法委又要求我们搞‘平安建设’，村村装摄像头，建网络。”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当过10几年乡镇和区级干部，现在还经常往乡下跑，很熟悉农村情况。他说：“农村低保的名额往往被村干部的亲属顶了，真正应该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某乡镇搞过扶贫包干，每个干部包一个村里最穷的百姓，两年内让他脱贫。村干部不选最穷的百姓让干部包，而是选个条件不错的。他们说：‘如果两年后他脱不了贫，你们领导也下不了台呀！’”

　　村干部的腐败，给留守在农村的孤老妇孺本来就贫穷难熬的生活雪上加霜。何慧丽说：“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

　　本文来自《南风窗》2013年第18期(2013.08.28出版)，作者：本刊记者石破 发自河南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