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是两汉时期诗学的重要文献，是对于儒家”诗言志”学说的较为系统的阐发和总结。”以后，又有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于传的解释，疏是对于笺的再解释，如《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唐人孔颖达疏。其中有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传为子夏、毛公所作；大序是指《关雎》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开始的文字。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毛诗序

儒家

诗大序

两汉时期

《诗经》之研究著作

诗言志”学说

作品简介

何谓“诗大序”？诗大序也称为毛诗序。先秦典籍被秦火焚烧后所剩无几，《诗》靠口耳相传得以行。汉初传《诗》者分四家，即鲁之申培生、齐之辕固、燕之韩婴、鲁人毛亨传毛苌。分别称作鲁诗、齐诗、韩诗、毛诗。鲁、齐、韩“三家诗”今已亡佚，独毛诗传世。《毛诗传笺》，是东汉大儒郑玄对于毛诗的笺注。汉儒说诗往往断章取义，后人戏之为毛瞎子（毛公）、郑呆子（因郑玄为毛传作笺），但其保存、整理之功不可抹煞。

后人有诗曰：“诗人只爱西昆好，但恨无人作郑笺。”以后，又有疏，传是对原诗的解释，笺是对于传的解释，疏是对于笺的再解释，如《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唐人孔颖达疏。其中有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传为子夏、毛公所作；大序是指《关雎》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开始的文字。《大序》的作者，郑玄认为为子夏（子夏，公元前507-前400年。卜商，字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西河，序《诗》传《易》，为魏文侯师。）所作，朱熹以后都认为是卫宏所作。东汉卫宏可能是最后的辑录、写定者。

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1]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作品内容

《诗大序》为《诗经》之研究着作。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作者简介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

汉代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

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

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

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序》提要及清代崔述《通论诗序》可资参考。

作品赏析

诗小序：是《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

“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