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重视文化传承（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

墨家

战国时期

墨翟

《墨子》《胡非子》

百家争鸣时期

学说概况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鲁国人。出生社会下层。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报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为宣传自己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韩非子‧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但是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学说鼻祖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1]

思想观点

“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与法律观

墨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的乱世；人民过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应该代之以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

墨家的法律观也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并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他们很重视“法”、“法仪”或“法度”的作用,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法”，如百工的“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样,否则便将一事无成。《墨子•经上》说:“法，所若(顺)而然也”，一切都必须顺法而行。治理天下、国家当然更应该有“法”。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法”和法什么？墨家的答复是必须“以天为法”和“莫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群书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为法”，则应以天的欲、恶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借口天对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称：“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这就是说，“以天为法”，就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墨家所说的“法”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为规范，也包括规矩、准绳等度量衡。他们提出“以天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恶、功过的统一的客观标准。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们的“兼相爱、交相利”说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后却转入“神道设教”，甚至提出这样的论点：“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这样就把“天”说成是可以赏善罚恶的人格神和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传统宗教迷信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从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原则，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要求各级正长直到天子必须“壹同天下之义”。即用“兼相爱、交相利”来统一思想。他们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也就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人意见不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因此大家互相争夺、互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需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和各级“正长”。然后由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并让人民逐级向上报告“善”与“不善”的情况。使“爱利天下者”，“上得则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且罚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从各级正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样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在他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王公大人”根本不为人民着想，所以，他们虽主张“上同乎天子”，却没有把君权绝对化。他们拥护爱民的“兼君”，却反对害民的“别君”。而且认为君主虽然有权立法，“发以为刑政”，但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中国家百姓之利”，否则便不可为“法”。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赏当贤，罚当暴”

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各诸侯国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事能为政”，就能做到“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坚决反对周礼规定的宗法世袭制和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也反对维护“礼”的儒家，明确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其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种“尚贤”主张，实际上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不同于法家。

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贤标准是从有功于耕战出发。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地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就起不到“劝善”、“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赏罚和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不可能“劝善”、“沮暴”。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反对徇私。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墨家还提出“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做到“赏当贤、罚当暴，

不杀不辜，不失有罪”。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

墨家专论刑法的思想不多，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和“杀盗人（一说“人”字衍）,非杀人”。前者是作为“墨者之法”（墨家纪律）规定的。基于这一精神，墨家对于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都很认真、慎重。一再强调“刑法正”，同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墨子•经说上》说:“罪,犯禁也。”《经说上》又说：“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杀人者死”，是反对滥杀无辜，也是对当时贵族擅自虐杀无辜的谴责。但在《墨子•小取》中，却提出了“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即并不反对杀盗。原因在于墨家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谈“兼爱”的。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是因其“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应当受到惩罚，甚至可以刑杀。墨家虽然维护私有制,也不否定贵贱等级,但是他们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亏人自利”和“不劳而获”,特别是反对“富侮贫”、“贵傲贱”,所以他们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盗贼，而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当今之主”。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当今之主”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是墨家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于“利民”的经济立法原则

墨家为了制止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在他们看来，为了解除“三患”、实现“三务”，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要靠“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必须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起来。因此提出了立足于“利民”的发展生产和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其一是，“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和“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家认为贫富不取决于“命”，而取决于人们是否努力从事生产，只要人们愿意积极劳动并做到各尽所能，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统治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此为指导。其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即生产生活资料，以能满足需要为止，不应生产奢侈品和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于人民生活，便应终止。所以墨家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等主张，反对贵族讲究排场的各种礼仪和厚葬、久服（丧服）。但他们把音乐等精神艺术也看成是徒供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对，而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主要著作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历史价值

墨子画像在高居庙堂寻欢作乐的儒士，严刑峻法役使天下的君王胥吏，飘然物外游戏人间的道士身后，总有一群身着简朴衣裳的墨者，为了天下安宁，万民福祉，冒着诸侯国的通缉和大军的兵锋，劳作、奔走在华夏大地之上。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入“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本来的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的品格。

极限理论

春秋时，有个叫尸佼的人这样定义宇宙：“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几百年后，墨子这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启蒙者，企图用更系统更严密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观察的宇宙，于是一部奇异的著作《墨经》流传于世。

《墨经》分《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四篇。《经上》大都是原理、定义、界说；《经下》则建立论题并论证；《经说》则是对《经》的解释与阐述。

希腊人芝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善跑英雄。奔跑中的阿基里斯永远也无法超过在他前面慢慢爬行的乌龟。因为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而当他到达那一点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一段。中国先秦也有类似的悖论，如庄子为了证明他的虚无主义，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墨子化解了这一千古疑难。他设想有一条线ab，从a端向b端前进，进到全长一半c，则斫去，剩余cb是全长的一半。再如前法取cb一半，剩为全长四分之一。如此取至无穷多次，最后必将到达线的最前端b。这正是数学上的极限逼近原理。直到1655年英国的瓦里斯出版《无穷算术》，才有“极限”概念的正确解释。

力是动因

众所周知，墨子首先是位机械师，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包含大量力学与机械设计原理。

他在《经上》中明确提出，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即“力，刑之所以奋也”。更进一步，他在《经上说》中指出，力与重力等效，即“力，重之谓”。纠正了流传已久的谬误：把重力与重量混淆。他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朴素时空

墨子纪念邮票在《墨经》中，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墨子认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这一直觉的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

小孔成像

在光学方面，墨子还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光线照入小孔同箭的射入一样，即光是直线传播的，从物体高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下方，从物体低处射入的光线到达壁的上方。人足在下，蔽着下光，故足的影成于壁的上方，人首在上，蔽着上光，故首的影成于壁的下方。

几何学说

《墨经》成书的年代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三大定律

作为机械制造大师的墨子，第一个提出机械设计三大定律，以规范机械师的设计标准。这三大定律在《墨子》中称“三表”，说的就是，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反应，三要考察实际效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在墨子的著作中，对杠杆、斜面、滑车等于民有利的机械原理大书特书。比如他完整无误地阐述了杠杆原理，短臂叫本，长臂叫标，指出杠杆省力的原因乃“本短标长”。他提倡用滑轮（挈）与斜面（滑车）来帮助提升重物。他设计的滑轮系统与英国的“阿特伍德机”极其相似。

以“墨守”闻名的墨子，在军事器械的设计上自然不遗余力。通过他的著作，我们不难窥见先秦战场上华丽的机械化作战场面。

“赣车”乃攻城战车，覆盖有生牛皮，里面可以装载十人，推动它直抵城墙，可以挖掘破坏墙体，堪称古代坦克。

“连弩车”，结构极其复杂，一发数十箭，反力甚大。故制造连弩车的木材两端须一尺见方，长度视城墙厚度而定。需十人操作。

“籍车”，全车由纯铁打造，一部分埋在地下，由多人操纵，能够投掷炭火、石块等。籍车就是古代的大炮—投石机。

此外，在《墨子》中还记载了“云梯”、“悬门”、“橐”、“轩车”和“轺车”等攻守器备。

墨家传承

墨守成规

墨子话说公输班（鲁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奇才，在楚国宫廷里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公输班攻，墨子守，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挫败了他的进攻。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面对墨子的高超智慧，以及数百墨家弟子在宋国严阵以待的现实，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

二人攻守战的详细情形，言辞精约的《墨子》中没有记载，但是，从墨子与其大弟子禽滑厘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隅。

禽滑厘问墨子：“当今世上进攻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轩车，请问老师，如何防守这十二种进攻?”

针对以上各种攻城方法，墨子分别提出破解良方，内容极为详尽。墨子特别强调“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守城防御“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而“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此外，墨子还对战斗中的各种技巧、防御装备的制作方法作了说明。比如战斗中旗帜的运用，可按五色代表不同的军令内容。向弓箭手队伍发出的号令也分多种。他还对城内防御工程的建设、武器装备的准备及使用细节、岗位设置规律等做了详细讲解。

重要规则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墨翟作出"鬼神之有"错误论断，总共在发展历程中的几次重大错误等，都是遵循该规则的）

逻辑诡辩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

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

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

墨家思想电影《墨攻》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车，是木头做的，（但是我们）乘坐车（驾上），（我们）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我们也）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桃树的果实是桃子，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

渐渐淡出

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可惜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

现在看来，墨家学派的《墨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于科学启蒙的著作。它比阿基米德掌握杠杆原理要早两个世纪，与欧几里得一样对几何学进行了朴素且严密的定义，可是它并没有取得《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史上那样彪炳史册的地位。它也没有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这不能不令人嗟叹。

墨子谈兼爱，可惜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版图吞并时代，统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术。墨子谈科学，可惜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蓍草龟甲。墨子崇尚技术发明，可惜在夸夸其谈的仕人眼里，这些不过是“匠人之作，奇技淫巧”。

有一点十分令人疑惑：秦汉后，为什么墨家未能够如同儒道法家一样流传于世？墨家学派曾有过辉煌的时光。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将儒学与墨学相提并论。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即杨朱学说，专家认为是早期的道家学说）则归墨”，可见当时最盛行的只有儒墨道三种学说，孟子在他的著作里常以刻薄的语言非难墨家，从反面证明了墨子作为儒家最大的反对派已获得与孔子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近世哲学史大家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补》中说：“在先秦及汉初孔墨并称，盖二人所代表之学派皆具有甚深的社会背景，及甚大的社会势力也。……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

墨家学说研究书籍然而，到了秦汉之交，墨家已急趋衰微，墨子的影响日渐减小，墨家学派几经支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一、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

二、节用，节葬的价值观。他反对将宝贵的生命虚度在漫长的服丧期内，让每个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他反对王公大臣养三妃六妾，让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间的幸福，这显然又为统治集团所追捧的儒家所不容。

三、墨家极力主张吃苦耐劳，要求做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这显然又让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们气得牙痒痒，试想，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听得进他那刺耳的话吗？在统治阶层中有人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呵！正因为此，历史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占尽便宜的人惧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毁他。而儒道两家，则与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张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统治集团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进则以儒治国，退则以道养身，儒道互补，多么令人惬意呀！只是在惬意之间，平民百姓的利益被忘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