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全文近七千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

韩非

说理文

五蠹

先秦

《韩非子》

作者小传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曾与李斯一道求学于荀子。韩非是战国末年杰出的思想家，他推崇法家学说，主张修明法制，富国强兵。见韩国日渐贫弱，多次向韩王上书献策，但不得信用，于是发愤著书立说。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见了非常赏识，特意发兵攻韩，要他到秦国去。韩非出使到了秦国，却未能受到信用，后来竟被李斯等人陷害，死于狱中。

韩非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他综合了前辈法家的各种观点，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论，建立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法家思想体系。他反对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君主集权，任法而不任贤，崇尚功利，奖励耕战。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他提出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用武力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政见，被秦始皇采纳并实行。

《韩非子》一书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它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中产生的一部丰富多彩的学术巨著。今传《韩非子》共55篇，基本上是韩非所著，但其中也有少数篇章为后学辑录，故与先秦其他子书一样，仍属一家之学。与法家的刻深寡恩、真率直露的特点相适应，韩非的文章具有峻急、锋芒毕露的风格。其文说理精密，文笔犀利，直言畅论，透彻明晰，又善于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历史资料进行说理，在先秦诸子之文中自成一家，独具特色。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民视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乘势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而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乎，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习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人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国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徼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舍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做巢居住以避免兽群的侵袭，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不但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且伤害肠胃，人民经常患病。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通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有人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如果有人在商朝还竭力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农民在地里耕田，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人民，那就是守株待兔一类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用力劳作，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要厚重的赏赐，也不需要严重的惩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辛苦劳作，生活资料却很贫乏，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2]。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屋顶上盖的茅草未加以修剪，做椽子的栎木也没有经过任何砍削加工；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汤；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吃穿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拿着农具，亲自率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居住在山上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每逢酒食宴饮的节日都把水作为贵重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挖沟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亲弟弟来了也不提供饭食；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因为贪吝，而是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天子之位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官位的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社会财富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方圆百里，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亡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不同。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我们崇尚德教还不够，却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正道。”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跳起舞来，以德服之，苗族才归顺了。在对共工的战斗中，手持加长了的铁就能打到敌人，谁的铠甲不坚固就会受伤，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相应变化。上古时代人们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人们在智谋上角逐，当今时代却在力量上较量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不动听，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便起兵攻打鲁国，把边境推进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不要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昏乱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父子之间的纠纷就不会存在。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对于子女的挚爱，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相安无事呢？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愿意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下等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凭借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是肯定不能实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善意、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同时加在他的身上，结果却是他不受任何触动，依然不改。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了他旧日的习气和不良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而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娇纵于慈爱而屈服于威势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上去，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一般人（拾到）十几尺布帛都爱不释手；可是烧得熔化的黄金，哪怕有两千两，就是盗跖也不敢去捡。不一定有恶果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两千两的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因为他做官而看不起他；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因为他经营财产看不起他；因为他不肯效命而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贬斥与赞美，奖赏与惩罚，执行起来竟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马上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才能；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道德。这种道德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道德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私人的品行得以确立，而国家的利益却丧失了。

儒家利用文章学术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国家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武士得到豢养。所以，法令禁止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禁止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事业的成功；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无私而对父亲却属大逆不道，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供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再没人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会轻易地投降逃跑。国家和个人的离异像这样不同，而君主却一面赞成这种谋求私利的个人行为，一面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一定不能如愿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作“私”，与“私”相反的叫作“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没有仔细考察的过错。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讲求仁义、学习文章学术的办法更好。讲求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得到名望和荣誉：对个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事。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荣耀，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立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备战，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文章学术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这样的政治措施，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依靠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普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法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有刺绣的华丽衣衫的。治理国家的政事也一样，如果紧急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众人皆知的道理都不加以采用，却去追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别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财富可以互相利用，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控制一切人的权势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各种驾驭臣下的方法和手段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是不敢欺骗君主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诚实不欺的人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诚实不欺的人，那么合格的人就不够分派官职；合格的人不够分派官职，那么能够把政事办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一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驾驭臣下的手段，而不指望得到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只求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只慕虚名而不考察他们办事的功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夸夸其谈，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以清高相标榜，却不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论法治的书，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达到富足。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取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谁不乐意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谋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的情形。从事于智谋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没有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的规定，一切行动都必须归结于对国家有功，一切勇敢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就积累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然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可乘之机，那么超过五帝、比肩三王，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培植自己的势力。内外形势都在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事务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中的一派，就是内心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横，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本国的玺印，一切听命于大国。献出地图，本国的疆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疆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横，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有闪失；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提倡连横的臣下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厚禄；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主张合纵的臣下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反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地位反而抬高了；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反而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倚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那些鼓吹合纵连横的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功名富贵的花言巧语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益大的可以成就帝王事业，小国可以获得安全。”大国既然可以成就帝王事业，便有能力攻打别国；小国既然可以保证安全，就不可能受到别国侵犯。国力强盛就攻打别国，政治清明就不可能被别国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把心思和智慧都用在外交上，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乡间谚语说：“衣袖长，好舞蹈；本钱多，好买卖。”这就是说，资本越雄厚就越容易取得成功。所以政治清明、国家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政治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为“治强”的秦国谋画，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而为“弱乱”的燕国谋画，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吞并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横，仅半年工夫就被魏国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横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耕种来增加财富，使人民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如果别的国家即使获得他们的国家也好处不多，而进攻他们的国家还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也不敢在坚固的城池之下拖垮自己，以至于使自己的强敌乘此时的疲敝加以攻击，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施行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陷于困境，内政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这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关照，这就处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争相为贵族豪门服劳役，替他们修缮房舍，以求免除兵役，这样就可以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安全并且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并且地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向君主的近臣请托求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获利，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数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品行端正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不惜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服兵役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财富，囤积居奇，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网罗品行端正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分国灭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影响与传播

先秦诸子大都是古非今，贵古贱今。韩非则不同。他也讲历史，但他着眼于历史的不断变动，论述法治应当适合时代的要求，并提出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有效，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明确提出了古今有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种反对复古，主张革新；反对因循旧制，主张因时而变的思想，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一直为人们所激赏。但是，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少数圣人的创造，把社会斗争的根源归为人口多而财物少等观点，是有局限性的。

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儒、道、墨、名、农、阴阳等各家尽管大家辈出，但与政治哲学相结合，使书斋式的理论探讨经受住了残酷政治斗争考验的似乎只有韩非子一家。韩非主张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兼并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迎合了统治者急功近利的心理，成为秦始皇治国政策的首选。《史记》韩非本传记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由此可见韩非学说的切于实用。他的耕战理论成为秦朝统治天下的重要理论依据，对秦王朝一统天下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专家点评

选自《韩非子》，《五蠹》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是体现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

“五蠹”就是五种蛀虫。作者认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经商做工的人）是实行耕战政策以富国强兵的破坏力量，因而把他们比作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

作者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而反复申述“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鉴于当时的时代是“急世”，因此不能用仁义来治理国家，而要以耕战为立国之本。凡是无助于耕战的，如“学者”（儒家）“言谈者” （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害怕服公役的人）、“商工之民”（经商做工的人）都是国家的蛀虫。韩非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君权巩固，必须“除此五蠹之民”，“养耿介之士”。并具体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人主如果“不除此五蠹之民”，亡国灭朝也就不足为怪的结论。

文章指出：“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显然，韩非的耕战方针和严刑峻法政策是一种战时的权宜之计。韩非死后十几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其仍然推行韩非那一套严刑峻法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而且韩非提倡变法目的在于使专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权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围绕这个目的，他的谈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反传统、搞权术、饰非拒谏寻找托词。后来秦二世在和赵高的君臣对谈中，就曾经引用韩非《五蠹》来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残害百姓辩护。因此，秦的迅速灭亡，也跟推行韩非的那一套理论脱不了干系。韩非与秦朝的兴亡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堪称是“成也韩非，败也韩非”！

本篇运用先摆事实，后讲道理的方法，由远而近，从古到今，自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层层深入，论证深刻周密，文风峻刻犀利，具有难以抗拒的说服力。文中寓言的运用和史事的引述，都有助于以具体的形象说明抽象的道理。议论中常引用寓言故事来说理，也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