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临清、济宁、菏泽、兖州一带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流行于山东、华北、东北各地。其初专说武松故事，曾名“武老二”。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省地方传统曲艺形式，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最早流行于山东、华北、东北各地，解放后发展遍及中国。演唱者手执竹板或鸳鸯板，以快节奏击板叙唱，故又名竹板快书。

山东快书

刘茂基说、赵大桅说和傅汉章说

表演形式

民间表演艺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东等地

起源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历来有三种传说，即刘茂基说、赵大桅说和傅汉章说。

刘茂基，相传是明万历年间人。祖籍山东临清，正是山东快书的发祥地。他是个不得志的武举人，流落乡间，采集当地流传的武松故事，编成山东快书演唱。他的表演方式很“土”，没有服装和乐器，只是斜披一件大褂，手里敲打着两块瓦片。但他有绝活，就是武功架子好看。刘茂基擅长的《武松传》也成为了山东快书的基本剧目。[2]

赵大桅，相传是清咸丰年间人。祖籍山东济宁，是山东快书的另一发祥地。他是个落魄文人，穷极无奈，只好卖艺为生。他会编词，起初把武松的故事编成顺口溜演唱，后来吸取山东大鼓的“窜铜腔”，编成山东快书演唱。他用山东大鼓的梨花片做为伴奏乐器，这就是至今还在使用的鸳鸯板。

山东快书是发源于鲁中一带农村的说唱艺术形式。它产生的年代，至今尚未发现准确记载。据山东快书老艺人周侗宾、傅永昌谈：清道光六年（1828），有落第举子36人（有的说十余人），归途雨阻临清，为发泄胸中愤懑不平，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梁山好汉武松故事为依据，编成《武松传》说唱。作者之一李长清（山东荏平南岗子王左人）将该书带回，后与其表侄傅汉章去山西，因阻邯郸，无奈拿出《武松传》五回，交傅汉章在关帝庙前，以竹板节念唱，得钱还乡。

李长清于是发现傅汉章很有演唱才能，便将全书传给了他，傅得《武松传》潜心研究，加以充实发展，乃于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孔林前春秋庙会），正式“撂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所以说傅汉章是最早演出山东快书的艺人。至今约有150年的历史。

傅汉章说承前启后，以艺人传说的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撂地”演出为依据。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可靠性大。

据山东大学中文系李万鹏先生推断，刘茂基、赵大桅、傅汉章都不是山东快书的开山鼻祖，而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各有所长，都对山东快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孕育和形成

山东快书的孕育和形成，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既称山东快书，足见地利的重要。这里集中说一说地利。据考证，山东快书发源于临清、济宁一带，艺人有种说法：山东快书是从河里来的。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河，而是横贯南北的古运河。临清、济宁都是运河上的大码头，南来北往的行旅客商云集之地，俗称“沃土”。艺人向这里拥集，就是所谓的“跑码头”。这里商贾云集，客人无聊，需要娱乐活动，也就养得住艺人。

同时，这类码头又是多种艺术形式荟萃之地。以此推断，当年临清一带说唱艺术颇为兴盛，为山东快书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地利条件。北宋末年，临清、济宁一带正是梁山好汉龙腾虎跃之地，武松的英雄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于是以《武松传》起家的山东快书应运而生。

刘茂基是山东快书孕育期的代表人物。此人既没有精湛的表演艺术，又没有卓越的创作才能，却对山东快书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山东快书以《武松传》起家，内容尽是搏杀厮拼，表演程式也离不开一个“武”字。落魄的武举人刘茂基把武功架子带到山东快书中来，满足了山东快书艺术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山东快书艺术的发展，筚路蓝缕之功，不可低估。

赵大桅属于另一类代表人物，粗通文墨和音乐。对山东快书进行加工整理，有时还自编自演。他出现在山东快书趋于成熟之际，观众口味高了，艺术也亟需随之发展，文字加工和唱腔改革提上日程，文人插手，势所必然。赵大桅是其中佼佼者。他属于山东快书成熟期的代表人物，本来在上述三说中时代最晚，却因成就卓著，被誉为山东快书的“奠基人”。

傅汉章是地地道道的山东快书艺人。像他这样的艺人，历史上恐怕数以百计，为什么单单他能名扬青史呢？从上面引的资料推断，他可能赶上山东快书历史上的一次大革新。引人注目的是，这次革新的参加者既有民间艺人，又有落第举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艺术家和作家结合。他们一边加工整理，一边“撂地”演出，幕后活动的文人只见数字，不见姓名，献艺于人前的民间艺人声名大噪，得以流传。傅汉章继承了这次革新的成果，孔庙林门会上的演出可能是革新后的初露锋芒，以其崭新的风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展

山东快书形成之后，就从发源地扩散开来，逐渐形成山东省内和省外两支。

山东省内的一支由鲁西南地区扩及全省的许多城市、集镇。省会济南自不必说，早在30年代。烟台、青岛等地就留下了山东快书艺人的遗迹。其中的青岛特别值得注意。当今山东快书高、杨两派创始人高元钧、杨立德都在此地一举成名。山东省内不仅拥有杨立德这样的自成艺术流派的名家。而且山东快书艺人众多，实力雄厚，活跃在广大农村集镇。

另一支沿长江向东南发展，武汉、徐州、蚌埠、南京、上海等地也是30年代末就见到了山东快书。戚永立、高元钧等山东快书名家都曾在这一带作艺。高元钧时间最长，遂有“红遍江南”之誉。

山东快书起初流传在农村，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渐渐进入城市，虽然健康淳朴的形式还保留着，但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健康的成分日益增多。跟相声类似，流传山东快书搀进所谓“荤口”，即色情的内容，以致妇女都不敢听。于是质朴清新的山东快书越来越低级下流，到解放前夕已岌岌可危。

解放后，山东快书获得新生，迅速发展。据说连山东快书这一名称还是解放后正式定下来的，特别是在解放军部队里，山东快书十分活跃。这可能跟山东快书歌唱英雄的传统和粗犷豪放的风格有关。50年代初期，山东快书始向全国发展，高元钧在这方面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1950年3月，他从上海北上，开拓山东快书新的流传地区。先到天津，最初献艺于小梨园，同台尽是曲艺名家，如小彩舞、花五宝、郭荣启、石慧儒等。天津号称曲艺之乡，观众艺术鉴赏力强，艺人站住脚不易。高元钧一靠“红遍江南”之盛誉，二靠初闻天津码头的新鲜劲儿，三靠技艺精湛，乡土味浓，结果一炮打响，十分轰动。翌年又由天津到北京，最初献艺于西单游艺社会，同台也尽是曲艺名家，如孙书筠、王佩臣、张陌扬、王宝霞、花莲宝、钟翠云、王元堂、高凤山等，从此在北京落住了脚。

50年代初期，在高元钧的主持下，连续举办山东快书培训班，主要由军队选送人员参加学习。学员分布之广，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于是山东快书在全国范围得以迅速普及。

山东快书飞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新中国建立这一决定性的社会因素外。就艺术本身来说，还有下面一些因素：

一方面，形式简通灵活。手里一副鸳鸯板，打起来就能表演。尤其适合在工厂、农村、部队开展业余演出活动。另一方面，地方色彩浓厚。它用山东方音演唱，朴实粗犷，很有气势。同样，山东快书在台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早在50年代初期，杨立德的弟子张天玉就到了台湾。张天玉擅长多种曲艺形式，曾在电台演播山东快书，自称“山东铁板快书”，所演多是长篇大书。如《武松传》、《济公传》等，颇受欢迎，不少人“一闻乡音而鼓舞”。

台湾曾出版张天玉辑的题为《山东铁板快书》的小册子，辑有《武松大闹十字坡》及21个山东快书小段。从《武松大闹十字坡》来看，与流传的传统脚本大致相同，不过语言和细节略有变动。

特点

山东快书自形成以来就以说武松故事为主，因此演员被称为“说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正书之外有些风趣的小段子叫作“书帽”，如《大实话》、《柿子筐》等。山东快书由于曾用竹板击节而叫作“竹板快书”。20世纪30年代前后，著名演员高元钧登上舞台演唱，曾叫作“滑稽快书”；1949年他录制《鲁达除霸》唱片时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穿插一些过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武打故事。山东快书的语言本来是朴实、健康的，但在旧社会也掺杂进来不健康的情节和语言，即“荤口”。高元钧从1940年首先开始致力于山东快书情节、语言的净化工作，提高了传统节目的艺术质量，并借鉴相声、京剧等艺术，加强了山东快书的艺术表现力。

山东快书是具有革命战斗传统的说唱艺术。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鲁南地区的八路军中的杨兴华，就编演过《智取袁家城子》、《大战岱崮山》等宣传抗日的山东快书节目。山东快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广泛流传。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涌现了《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侦察兵》等优秀新作。此后又相继出现了《师长帮厨》、《张大发走娘家》、《李三宝比武》、《金妈妈看家》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部队生活的大量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