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又称东突厥斯坦，是1933年11月12日在新疆喀什一带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回族军阀马仲英的进攻下，该共和国于1934年2月被其总统和加尼牙孜宣布解散。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East Turkestan Republic

东突厥斯坦

亚洲

疏附

维吾尔语

贵族共和制

维吾尔族

伊斯兰教

前身

1933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在和田集会，宣称成立独立的“和田临时政府”（后改称为“和田伊斯兰政府”），由穆罕默德·尼牙孜·艾来木担任“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穆罕默德·伊敏号称“伊斯兰艾米尔”，他的两个弟弟分别称为“阿布拉汗艾米尔”和“阿合买提江艾米尔”，成为掌握军政实权的首领，以致当时的资料直接称这个分裂政权为“和田艾米尔政府”。其后，“和田伊斯兰政府”又吸纳了逃匿在于田的苏联中亚反苏势力头目贾尼别克，分裂气焰更加嚣张，其控制范围自且末至莎车一线。6月，又向喀什进发。7月，“总理”沙比提大毛拉亲自率后续部队增援喀什，不意遭占据喀什回城的铁木尔偷袭，沙比提大毛拉等头目被拘留，所部被解除武装。8月，铁木尔部被占据喀什汉城的马占仓部截杀，其本人被俘后遭枪决。“和田伊斯兰政府”军乘机反攻，占据莎车和英吉沙，兵临喀什。

后世评价

反对

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非是新疆暴动者的初衷，更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多数暴动群众的抵制或反对。分裂政权出笼前夕，喀什有四派势力：库车起义的铁木尔部，占据疏勒的马占仓、马绍武部，喀什兵变的乌斯曼艾力部及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和田暴动势力。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所能蒙蔽和利用的只有自己所属的部众，其余各派势力大都程度不同地对其分裂行径采取了保留或抵制态度。铁木尔对沙比提大毛拉提出的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政权”及相关政策持反对意见，并于1933年7月下令拘捕软禁了沙比提大毛拉等，进而向“和田伊斯兰政府”发动了进攻；乌斯曼艾力与“独立会”意见相左，在部下被分化时，带领300多名官兵出走克孜勒苏；马占仓则对喀什分裂组织“青年喀什噶尔党”采取了限制和打击，一度逮捕了该组织头目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阿布都热依木巴依·巴合察，并与马绍武伺机向沙比提大毛拉分裂势力出击。铁木尔的部将阿布都吾甫尔·夏甫都里还公开指责一小撮分裂势力，“他们凭什么成立共和国”。

批判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个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甚嚣尘上、宗教情绪极端偏激之时，这些最初的暴动领袖或统兵首领能把握自持，很少或基本不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分裂行径，是十分不易之事。他们与沙比提大毛拉之间确实存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也喊过“圣战”的口号，也有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掳掠行为；他们抵制或反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甚至他们自己也有过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言行，如铁木尔曾经受“青年喀什噶尔党”的影响，并以伊斯兰年号替代中华民国年号；乌斯曼艾力也曾一度与“独立会”接触，声称“我们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府”，甚至投书英驻喀什领事馆乞求支持，凡此等等，还可以例举出他们的种种局限性或错误言行。但他们最终没有参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中国新疆的勾当，没有与一小撮分裂首恶分子同流合污。分裂不得人心，分裂必将众叛亲离、短命夭折，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新疆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暴动此伏彼起的特定时期偶发的一次分裂运动的产物。它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作为新疆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其要害是开创了在新疆历史上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义从思想意识向实践活动的过渡，开创了建立分裂政权的恶劣先例。从20世纪初分裂主义思潮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渗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权，这一过程历时20余年。其二，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下，开创了煽动和利用宗教狂热达到分裂目的的恶劣先例。宗教成为分裂的一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信教民众在宗教狂热的蒙蔽和驱使下，将“圣战”、推翻异教徒（汉人）统治、建立伊斯兰国当作宗教义务，呼喊着殉教口号，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义”思潮下，将一些民族的解放、复兴和发展建立在对另一些民族的排斥和打击之上，煽动民族间的战争和仇杀，开创了将反抗民族压迫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其四，利用军阀统治下新疆政治反动、社会腐败、经济贫穷落后，开创了将民众反抗反动统治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误导为分裂运动的恶劣先例。分裂势力利用民众要求变革生存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愿望，鼓吹独立和建立分裂政权是反抗剥削压迫、推翻旧制度的必由之路，但分裂政权实际带给民众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其五，产生了分裂主义“领袖人物”。喀什与和田分裂政权的建立，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恶推上了“领袖人物”的宝座。在上述背景下，在这一混乱动荡的特定时期，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朴实民众，被一小撮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分子所蒙蔽、利用或裹协，满怀宗教的狂热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剥削压迫的农民暴动，蜕变成一场分裂运动，并最终酿成中国西北边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短命的分裂政权，这不能不是一幕充满教训的悲剧，于国家、民族、边疆地方、边疆民众殆害甚大。

从另一方面讲，分裂政权崩溃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族民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声称忠于和代表中央南京政府统治和田的军阀马虎山，向其所属且末县每户居民每年强征90块银元的税，迫使1/3的居民弃家外逃。这种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又为分裂势力的种种误导提供了基础和口实。广大民众则很难将反抗政治、经济压迫的阶级斗争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分裂势力倡言的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国家的分裂运动截然区分，误认为建立分裂政权真的是推翻黑暗统治的必由之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分裂意识在20世纪初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后，在广大各族民众饱受欺压和宰割的旧中国，分裂运动和分裂政权的出现又有其不可避免性，以致新疆形成一旦发生事端，多有倡言独立的怪谲现象，这不能不又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1937年，盛世才任命的驻防喀什的麻木提师长迫于压力外逃，其部下阿布都尼牙孜等又以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为招牌，以“为保卫伊斯兰而战”为口号，臂缠“为真主而战”的“圣战”标志，再次发动短命的分裂叛乱就是一个例证。

与分裂共生的是卖身投靠。逃入英印克什米尔的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一小撮分裂残存势力和逃入阿富汗的一小撮“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骨干，如丧家之犬，四处寻求主子。穆罕默德·伊敏改头换面、隐名埋姓，从列城转移到喀布尔，先是投靠阿富汗国王，获取了每月定额500元（约合125卢布）的资助，进而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又提议日本可选择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并保证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从而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一旦在日本支持下实现新疆独立，“独立的新疆”将给日本以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实际上是要使新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西方人称之为“中亚伪满洲国”）。

建立

铁木尔被处死后，沙比提大毛拉被接统其部的首领释放，并被请为座上宾，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与喀什“青年喀什噶尔党”两个分裂政党势力合污一处，沙比提大毛拉成为南疆且末至阿克苏一线最有影响和权力的人物。他借助“和田伊斯兰政府”的势力和他本人的宗教影响（他是和田伊斯兰教教长，并曾游学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及中亚等地），在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驻喀什管理局，自任局长。除马占仓占据的喀什汉城之外，大部分南疆地区都已听命于“和田伊斯兰政府”。于是，沙比提大毛拉公开积极为建立南疆分裂政权进行各种准备，其中包括协调喀什各方势力的谈判。1933年9月10日，在沙比提大毛拉的主持下，喀什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会”，取代“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自任该会主席，宣布“独立会”的宗旨是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年11月7日，“独立会”选出了各部门的头目，新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政权即将正式出笼。

历史

上世纪30年代初，军阀马仲英进攻新疆。当时新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金树仁，他主政下的新疆受马仲英冲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给了很多势力相当大的空间，各地暴动不断，很快扩大到南疆。

在南疆，有两个分裂组织利用战乱，将起义导向分裂运动。一个是和田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其宗旨是反共、反回、反汉，谋求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他们取得了墨玉、和田等地暴动的领导权，并在1933年2月宣布成立“和田伊斯兰政府”。另一个是在喀什活动的“青年喀什噶尔党”，特点与前者类似，与北疆的霍加尼亚孜等人互壮声势。这两个组织与近代以来英、俄在新疆争夺有一定关系，英国人在南疆一直利用境外“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及影响培植分裂力量，这两个组织接受了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加入一个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组成的联合国家的思想。

沙比提大毛拉曾游学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等地，被认为足智多谋，成为分裂势力的精神领袖和重要组织者。到了1933年6月，沙比提大毛拉督军进军喀什，与在库车暴动成功的铁木尔部、据守疏勒的马占仓与马绍武部等争斗。在争斗中，沙比提大毛拉遭铁木尔偷袭，被活捉。不料，到了8月，铁木尔被占据喀什汉城的马占仓杀掉，“和田伊斯兰政府”军乘机反攻，并与“青年喀什噶尔党”势力合流，于8月25日在喀什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驻喀什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刚从地牢出来，便自任局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一直暗中支持，甚至专门转来了51万卢比的经费。

这时候南疆可谓一片混乱。作为较大的一股力量，“和田伊斯兰政府”取得了一些势力的认同。不过马占仓占据着喀什汉城，隔墙与之对战。

1933年11月12日夜里，在一个名为“民族之夜”的晚会上，沙比提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他还宣布了所谓“东突国”的施政纲领和“宪法”，以及所谓“总统”、“总理”（即他本人）等。就这样，所谓的“东突国”就成立了。但是，这个“东突国”竟然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最高领导人。沙比提所宣布的“东突国”“总统”霍加尼亚孜及“国家军队总指挥”麻木提等都是两个月后才从其他地方匆匆赶来的。

为了寻求国际认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等地开展活动，并通过驻喀什英国领事馆和来访的土耳其军政人士向两国求援。土耳其不乏有人认可这桩事，一些民间报纸大肆宣扬和鼓吹南疆事态的发展，但是土耳其政府却没有公开承认。

在英国，“东突国”成立次日，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各家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情。它们报道称，“喀什噶尔已经成立了一个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独立的’南疆政府”，还大肆喧嚣，英国政府将要“邀请沙比提大毛拉派代表团访问印度及阿富汗”。但是，由于此时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英、美不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政权，为维护在华利益，英国认为必须维持和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以偷着送卢比，但是绝不会公开承认“东突国”。

最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获得的只有在动乱中刚刚上台的阿富汗19岁国王查希尔·沙阿的公开同情，但查希尔·沙阿以“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时过早”为由，拒绝正式承认“东突国”。当然还有两个秘密的收获，就是派出去的“使团”联络上了纳粹德国驻阿富汗大使，还联系上了日本人。这两个国家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可惜它们的势力距离新疆太远。

“东突国”满天下找“友邦”，但没有找苏联，这是有原因的。由于英国长期处心积虑的工作以及苏联建国初期残酷的内战影响，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暴动分子有着明显的反苏倾向。在南疆暴动人群中有大量被苏联内战、肃反波及的移民和中亚反苏分子。反苏力量一开始就是“东突国”一个力量源泉，也有着利用“东突国”站稳脚跟打回苏联去的想法。苏联是无法容忍这一点的，对纳粹德国、日本的借机渗透更是无法容忍。为此，苏联一直直接支持控制着大部分新疆的金树仁政权。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苏联转而支持盛世才，还曾直言不讳地告诫新疆地方政府：“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在孤立无援、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沙比提大毛拉仍沉浸在“东突国”幻想中，他们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还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等刊物，宣扬分裂，鼓吹“圣战”。为了实现梦想，沙比提大毛拉扩军备战，四处搜刮，处处劳役。更甚一层的是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

灭亡

受盛世才和苏联红军联合追击的自阿克苏退往喀什的马仲英部马福元先头部队，与坚守疏勒（喀什噶尔汉城）的马占仓、马绍武部会合，目标直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沙比提大毛拉、和加尼牙孜闻讯后出逃。1934年2月6日，马福元等人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喀什回城。据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报称：马仲英部进军喀什，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大约800名东干（指回族）士兵和1200名新兵（指马福元部）就迫使10000人的叛军逃离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正式宣告灭亡。

对苏关系

由于苏联对新疆近现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影响，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出兵新疆，所以有必要先对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进行一些探讨。

1917年，位于欧洲大陆最东部边缘地区的俄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俄将新疆军阀统治定性为殖民统治，一些苏俄共产党的领导和军事将领出于世界革命的信条，开始将中国新疆内地看成是输出革命、扩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区。他们认为：在革命席卷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和俄属中亚地区之后，新疆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疆是苏俄通往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最短的途径之一，而考虑到印度被压迫人民与英殖民者的斗争，印度完全可以被视为世界东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苏俄共产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提出了远征阿富汗和印度，点燃“世界革命火焰”的设想。由此推论，为消灭英国殖民主义，必须先帮助印度争取独立，并使之布尔什维克化。印度的革命工作，又须通过阿富汗和波斯进行；而进入到阿富汗，首先应在新疆积蓄经验。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由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主席Я·Э·鲁祖塔夫提出的“关于建立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建议”。建议的缘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团体和组织向往摆脱军阀压迫，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喀什和准噶尔共和国的设想”。在政治局会议上，Г·В·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包括列宁在内的少数政治局委员支持契切林的反对意见，否定了这项建议。然而以共产国际为主的一些工作人员却试图将这项建议付诸实现，因受到外交和外贸部门的抵制，最终未得逞。在外交与外贸双方的联合专门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众所周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无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民族革命浪潮冲击得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联合专门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我们不应倾向于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倾向于其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是最大程度上奉公守法的”。

此后苏俄在新疆“输出革命”的工作，大致如驻伊宁商务代表巴尔夏克所拟定的：在新疆的革命宣传应以“不致引起在伊犁地区的中国政权立即倒台”为限，而宣传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在中亚居住的维吾尔人。据当时估计，在中亚的维吾尔人将近50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在红军中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在阿拉木图俄共（布）市委，活跃着一个维吾尔共产党员的小组，1922年9月曾在此召开第一届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州代表大会和第二届“维吾尔”革命联盟州代表大会。仅在七河地区就有50个各种相关的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党员达1500人之多。此外，还有几十名来自新疆的各民族学生在苏俄一些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这些留学生与新疆取得联系，在那里建立地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共产党。1923年，俄共（布）中央中亚局拨款5万卢布，资助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后因有反对意见而取消了会议。1927年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形成决议，标志着反对在新疆进行革命冒进的观点在长期争论中最终确立。决议全文共5条，内容如下：“1、未经候选人个人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的商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不得派遣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联合国家政治事务管理局采取措施禁止采购武器和武装的维吾尔人经我边境进入新疆；3、为禁止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介入工作，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局重新审查维吾尔人支部的组织人员的成分；4、委托贸易人民委员部吸纳中亚的机构拟定措施，旨在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5、任何旨在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活动或宣传是完全有害和严禁的。”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1931年开始爆发的反对金树仁统治的起义，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此前苏联通过派驻新疆各机构提供的分析报告，已基本掌握了新疆社会经济矛盾十分激化、有可能发生暴动起义的形势。新疆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员，也暗中与苏联进行了接触，指望依靠苏联的支持，在混乱中夺权。如喀什行政长官马绍武曾通过苏联驻喀什领事馆要求苏联为拟议中旨在夺取新疆省大权的军事政变提供武器和军队的支持，作为报答，马绍武允诺“届时你们将在这里得到日本在满洲地区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在南疆起义队伍的首领中，也有苏联派遣的革命者。与铁木尔并肩发动和领导库车农民起义的艾合买提，即曾在苏联生活，并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其后加入维吾尔地下组织，接受任务返回新疆南部。

面对新疆的起义形势，一些苏联上层，特别是与新疆为邻的苏联中亚共和国的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员都认为新疆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那里的民族解放起义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进行频繁的交流，以确定新疆起义暴动的性质和将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1931年9月，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提出：新疆的起义和暴动已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提供帮助，应在新疆开始积极的革命工作。部分“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疆的“民族运动”是革命性的。而同期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甚至在给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中国西北应建立革命政党，“提出在新疆和甘肃省开展革命工作并建立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人民党是适时的”。然而，最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意见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Л·М·加拉罕签署的致外交人民委员部驻乌兹别克斯坦全权代表的文件中，确立了苏联对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起义的政策：“鉴于目前存在的军事危险，为执行必须巩固我们的东方接壤国的原料产地的命令，应考虑到：（1）新疆是我国工业的最重要的原料市场之一（羊毛、皮革、棉花、劳动力等）；（2）新疆与我国有着绵延的边界，并经过一些很难防守的地区，而目前那里的形势足够紧张；（3）由于外部政治原因（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的因素）排除了我们积极参与新疆事务的可能性；（4）马仲英之类的人物目前阶段的行为实质上是争权夺利的上层斗争，并不能改变新疆的社会制度，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新疆内部激烈的民族仇杀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破坏新疆与我交界地区的相对的稳定状态，在新疆‘维持现状’更符合我们的利益……。”

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仍坚持认为应援助新疆起义暴动，并为此向联共（布）中央递交了专门报告。内称：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血腥恐怖压制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能不给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的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

然而，新疆起义暴动中有一点是苏联所未能预料到的，这就是由于外来势力的插手，起义者，特别是南疆暴动者日益明显的反苏倾向。苏方在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各种情况：（1）在南疆起义民众队伍中有大量与苏境内居民有亲属和其他关系的移民及中亚反苏分子，其中喀什境内有6万名苏联吉尔吉斯移民；（2）英国插手南疆起义，并有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穆斯林国家的意向；（3）苏联国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反苏势力头目已在喀什展开活动，他们有可能组织力量从中国喀什方面对苏领土进行偷袭。

同时，苏联方面认为：解决与新疆穆斯林居民起义有关问题，对苏联来说意味着解决与这一地区接壤的至关重要的苏联内政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其内部认识趋于统一：支持新疆地方政权，维持新疆的统一及为此而镇压暴动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的政策。1931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新疆金树仁政权出售军用飞机和派遣飞行员的建议；继而政治局会议又确认了进一步向金树仁政权提供空投炸弹、大炮及汽油等战备物资；同时决定不给新疆起义暴动者方面以任何帮助。[2]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军阀盛世才上台，在他明确表示了亲苏立场后，1933年8月3日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达了“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支持新疆同中国分离的口号和政策是不可取的；（2）给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地方政府以支持，在现时和现有的条件下，支持旨在完全脱离新疆地方政府的运动是不适宜的，然而可以在英国或日本特务的活动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地区，对组织较为广泛的地方自治持友好的立场；（3）首先必须给新疆地方政府以积极的支持，以粉碎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队伍；（4）利用归化军（由加入中国籍的白俄组成）支持新疆地方政府的稳定和对其进行可能的监督是可行的，同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归化军进行防范和监督。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后，其在南疆的猖狂分裂行径及其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勾结，更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惕。从战略上考虑，苏方认为未来德国和日本将对其领土的西部和东部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并将构成某种威胁，所以不能容忍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染指苏联的“软腹部”中亚及周边地区。针对南疆的失控局势，苏联方面曾直言不讳地告诫中国政府：“倘若中国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同期的塔什干苏联报纸则公开指出：如果日本控制新疆得逞的话，巴库的油田就会置于日本轰炸机的航程之内。这也正是在后来盛世才求助时，苏联决定出兵支援新疆省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此前在阿克苏，苏联方面与南疆分裂政权的名义“首脑”和加尼亚孜进行了接触和谈判，甚至向其提供了有限的武器装备。

性质争议

21世纪，国外一些学者仍然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分裂运动，视为一场“民族解放斗争”，认为1931～1934年间是新疆各穆斯林民族奋起展开反对中国殖民当局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实际上起义暴动一开始，一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秘密分裂政党组织即插手其间，利用战乱，篡夺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将起义导入了一场分裂运动。其中主要有2个组织：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译为买买提·依明）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这个组织取代伊斯买尔汗和加，篡夺了墨玉县起义暴动的领导权。另一个是在喀什活动的“青年喀什噶尔党”，他们控制了库车暴动首领铁木尔，进而又派代表前往北疆与哈密暴动首领和加尼亚孜联络，以期进一步壮大声势。如果说“青年喀什噶尔党”具有严重的分裂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员会”便是地道的分裂政党组织。“民族革命委员会”自称宗旨是：坚决反共、反东干（指回族）和反汉，进而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5]和田的暴动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分裂组织的策划下进行的。他们把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建立分裂的“伊斯兰教国”作为暴动的宗旨强加给暴动群众，公开宣称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伊斯兰政权，“如不那样，起义还有什么用”!而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极少数分裂分子，以宗教为外衣，大肆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反动宣传说教，鼓吹圣战，煽动分裂。暴动得手后，在原分裂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分裂政权。由此使和田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暴动蜕变成为由分裂势力操纵的一场分裂运动。

“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

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曾出现过“突厥斯坦”一词，意为“突厥人的地域”，是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近代各民族相继确立，到十八世纪，“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已相当模糊，在当时史籍中也已基本无人使用。十九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亚地区殖民扩张的深入，地理名词“突厥斯坦”重新被提出。１８０５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鉴于两地历史、语言、习俗的差异和政治归属的不同，他将位于“突厥斯坦”东部的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称为“东突厥斯坦”，或称为“中国突厥斯坦”。十九世纪中期，俄国先后吞并了中亚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于是西方一些人称中亚河中地区为“西突厥斯坦”，或“俄属突厥斯坦”，把中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

二十世纪初以后，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根据老殖民主义者炮制的说法，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３０００年的敌国”，等等。所谓的“东突”理论形成后，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

从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垮台了。１９４４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在伊宁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任“主席”。１９４６年６月，“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极少数逃到国外的新疆分裂分子和在境内的分裂分子里应外合，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伺机从事分裂破坏活动。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东突”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坏活动。一些“东突”组织公开宣扬要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中国新疆和有关国家，“东突”势力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血腥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国际反恐怖斗争与合作的呼声日趋强烈，“东突”势力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又一次打着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的谎言，混淆视听，欺骗国际舆论，试图逃脱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