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

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宁都会议

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镇小源村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8人

1932年10月

取消毛泽东总政委，由周恩来接任

概述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会议情况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

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反对态度

宁都会议中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而当时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人，所以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遭遇周恩来有一定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周恩来曾在会议上为毛泽东据理力争。[1]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 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结果

会议最后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任命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