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江苏滨海人。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头目。

蒯大富

中国

汉

江苏滨海

清华大学

《百丑图》

男

1945年9月14日

职员

简介

蒯大富，男，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

蒯大富中学就读于滨海八滩镇中学，成绩优异，近年八滩中学校庆时他也曾到场。据中学老教师讲，他曾经有一次理科考试打篮球迟到很长时间，回来后考试时间只剩一点，他轻松答题，哗哗如流水，考试成绩满分。

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

在极左思潮推动下，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首都高校红卫兵成了多少影响全国重大事件的主角。“四人帮”垮台后，在全国电视直播的公审中，蒯大富出庭作证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之后，他被判了刑，直至刑满释放于十年前到深圳经商。[1]

经历

文革前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

蒯大富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蒯大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蒯大富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比较成熟，形成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性格。与同学们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也使蒯大富善于与人相处及超出同龄人的组织能力。

高中时期，蒯大富就是学生干部，他不仅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蒯大富在学校政治上表现突出，学习成绩优异，是标准的好学生。学校对他也极为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在当年想要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时团员人数少，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队员的代表，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文革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

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迫害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逼迫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后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

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曾有消息称，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后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群丑图

领导

文革期间有一幅《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万里、薄一波、王光美、李维汉、王任重、彭真、肖望东、钱信忠、刘兰涛、何长工、吕正操、刘志坚、李井泉、林枫、安子文、梁必业、陈鹤桥、肖向荣、陆平、刘仁、蒋南翔、郑天翔、田汉、齐燕铭、周杨、陆翰生、邓拓、夏衍、吴晗、廖沫沙、谢继环等。

作者

传言此图是蒯大富及其手下于1966年11月绘制的，但根据现有材料，另有说法称此图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翁如兰（其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该图作者究竟何人，还需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