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

来源：未知作者：佚名发布时间：2023-02-11 19:26:43

瞿独伊，浙江人，曾用名沈晓光。杨之华之女，瞿秋白之继女。1921年出生于上海，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绅士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瞿秋白牺牲时，瞿独伊只有14岁。

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随母亲回国，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1946年经营救获释，并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工作，1982年离休。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瞿独伊“七一勋章”。

2021年11月26日，瞿独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中文名

瞿独伊

别名

沈晓光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21年11月5日

职业

离休

逝世日期

2021年11月26日

籍贯

浙江萧山

个人简介

瞿秋白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年 7月—1928年 7月，1930年 9月—1931年1月），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时年36岁。本应作为英雄被铭记的他很长时间背负着 “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1]

瞿独伊

人物经历

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后随母亲回国，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

1946年经营救获释，并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

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工作。

1982年离休。

2021年11月26日，瞿独伊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忆父母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93岁。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

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

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

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1 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

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

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

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错误予以批评和帮助。

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年底，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了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

到底到何处去了，独伊是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5月，鲍罗廷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罗廷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瞿秋白当时任翻译。鲍罗廷对瞿秋白、杨之华印象深刻。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分割开的友谊。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自己的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探访。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独伊回忆说：“在鲍爷爷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觉那么亲切。晚饭后，鲍奶奶就放唱片听音乐，尤其是来到鲍爷爷家的孩子多的时候，大家就伴着音乐翩翩起舞。鲍爷爷的儿子、媳妇都参加，又唱又跳，热闹的很。鲍爷爷和鲍奶奶对各国的革命前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中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华，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米季达，以及美共领导人的后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鲍爷爷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就在这一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独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

独伊回忆说，鲍罗廷爷爷与美国记者安娜·路伊丝·斯特朗创办了《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为此，1948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将斯特朗驱逐出境。鲍罗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惨死在牢狱之中。50年代初独伊和她的爱人李何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曾在街上见到过鲍奶奶。

在遍地克格勃监视的情况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对独伊说，那一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却不敢相认。回家后哭了一场。独伊听后哽咽无语。1956年，苏联政府为鲍罗廷平反昭雪。独伊说，1956年夏天，我和妈妈去拜会了鲍奶奶。

1957年元旦，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独伊陪同做翻译。访问结束后，周总理特邀鲍夫人到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做客，并赠送了邓颖超为之准备的一份珍贵礼品。鲍夫人手捧礼品，老泪横流。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鲍夫人的双手，满怀激情地说：“对于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铭记鲍罗廷！”

独伊说，30年代初爸爸和妈妈回国后不久，就遭到刚刚回国的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当年所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销。经济上也予制裁，使之生活艰难，瞿秋白只好转入文学艺术领域，与鲁迅等结为亲密战友，以笔杆子为武器，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3年9月起始，在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苏区。临行前，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请求让妻子杨之华同行，竟遭到拒绝。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不幸光荣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遇难；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独伊回忆，按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俱，竟分不清谁是即将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

”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父亲。父亲回答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耻辱和痛苦。

”1935年6月18日，父亲就义的日子。据当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然后，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很好。”独伊谈上述情况时，眼眶里一直汪着泪水，一再说：“我十分敬佩爸爸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爸爸’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会议结束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谢两位老人对独伊的关爱之情。接着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和其他中国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离别五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了。

但是，这种略微有些欣慰的日子过了不久，杨之华母女的灾难又临头了。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的头头们又回到了莫斯科，重掌共产国际的大权，捏造罪名，污蔑杨之华有“政治问题”，撤销职务，停止党的生活，没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宣布隔离审查；禁止杨之华同女儿独伊见面。杨之华母女在这种政治迫害中熬过了两年。

几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线的错误，任弼时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领导，为杨之华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治病。独伊这才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之华携小女独伊离开莫斯科路经新疆回国。到达迪化，竟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其中包括我党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来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和一些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员共150名干部及子女）。中共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

杨之华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杜宁。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嘱独伊：“被捕，在革命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独伊亲眼目睹了敌人押着杨之华去受审讯的情景。独伊说：“妈妈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走出牢门。

审讯时，妈妈大声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扬言要枪毙。妈妈冷眼相对，明确地对审讯者说，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敌人除派来一个姓黄的叛徒监视被关的同志外，另外一个姓张的来到被敌人隔离开的周建、刘志云等人中间进行策反：“你们年纪轻轻的，现在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团圆，共产党嘛，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加入的。”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和杨之华等耐心给妇牢的同志们做工作，敌人在审讯中未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于是，就盯上了“囚徒”中年纪最小的独伊。

在一次审讯中敌人以诱惑的口气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独伊愤怒地回答说：“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在狱中，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等。

独伊说，在狱中生活确实十分艰苦。患有严重肺病的乔国贞、吴茂等同志由于缺少营养外加精神上的折磨，不幸在狱中病故。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创造条件锻炼身体。独伊说：“在牢狱的几年中，都是我负责带领难友做早操。早操后大家一起高唱林基路烈士生前创作的《囚徒歌》。

独伊说：“妈妈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情加重。狱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医院看病。医生是苏联人，妈妈用俄语同医生交谈，希望医生能通过苏联领事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况。

不久，妈妈再一次看病的时候，苏联医生悄悄地塞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回到家中，妈妈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共产国际给大家发来的鼓励电话：‘同志们，你们要坚持！’落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这张小纸条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开展斗争的士气。”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

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单独找到当年曾任迪化市市长的屈武（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委托他找到杨之华以营救被关在牢狱的难友出狱。屈武市长在女子监狱找到了杨之华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务处处长胡国贞却不允许杨之华与屈武见面。屈武当即点名要见瞿独伊。

屈武对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父亲。我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着屈武又说：“张治中将军到过延安，现在来新疆任职，你们快要被释放了。”

不久，张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狱中探望杨之华等，并带了一些钱慰问大家。难友们唯恐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钱财。当时屈武解释：“张治中主任派我们来为大家办好事的。这些钱不是国民政府的钱，是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

”经过研究收下了这些钱，同时，牢中的党组织决定，由杨之华亲自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以及关于何时回延安事宜。张治中接信后，亲自会见并宴请杨之华母女、陈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华等六位中共难友代表，并说：“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释放，更不能先见报再走。否则，会有危险。”

他对杨之华说：“师母（张治中在上海大学学习时，是瞿秋白的学生），请你相信，我已三次到过延安作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带队，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我们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党中央为新疆蒙难人员的归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后来，毛主席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郑重地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瞿秋白的冤案，党中央有了明确、公正的结论。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1946年，用独伊的话来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了牢狱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自己由张子意（新疆牢狱领导人之一）、严振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独伊在牢狱中表现突出，入党时免后补期。这一年，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瞿独伊

为父平反

毛泽东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顺序记叙下来的，可能会感到凌乱，但这是历史事实。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在医院里。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看。陆老给了毛主席中国香港出版的司马璐着的《瞿秋白传》，其中附有《多余的话》。

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还走访了好多老前辈。走访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时，他说：“1963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同志，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六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老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白身上是不公正的。

这个责任应有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主席还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见96号通报。作者注）。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如果叫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看望萧三同志时，他回忆1939年他回延安后见到毛主席，谈话中他谈起老战友秋白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访问丁玲同志时，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同志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父亲找毛主席问过：‘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陆定一：“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同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同志，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过了几天陆老要我到医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并把此信底稿给我看，其内容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意见，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

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

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的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

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然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于北京医院

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讲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者注）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关于我父亲问题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树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起到了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同志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宋希濂：“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

我和女儿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决定去找杀害我父亲的宋希濂。

宋希濂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学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宋希濂说，他还在长沙中学读书时就读过瞿先生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他说：“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就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劝过我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瞿先生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宋希濂对父亲说，时到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时，瞿秋白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我们谈了约40分钟。回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纪律检查组，以协助他们的工作。

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推动作用。

孙克悠同志告诉我，本来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中全会上拟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老，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他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作者注）不好改，他回答是这样，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邓小平：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复查组走访了好多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二十多位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很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我父亲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45周年快到了。于是，我分别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宣部并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

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于6月17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会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由座谈会倡议，由毛着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着作，觅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着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并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报告很快被批准了。这样于1980年6月17日召开了纪念会，有300人参加。周扬同志主持会议，他还做了题为《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报告，这报告于6月18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到会场来的。

他说：“回忆秋白的文章我已写了，并在报上发表了，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个意见，秋白同志给我们留下很多遗着，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着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革”期间我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病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地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革”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禁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就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

座谈会上发言很踊跃，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曹瑛、温济泽都发言了。谭震林同志发言中提到，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李维汉同志发言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秋白不搞，他很讲民主。他还谈到“八七”会议后，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因此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和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秋白在“八七”会议后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

曹瑛同志的发言也值得一提。本来上级领导不同意他代表复查组讲话，但曹瑛同志说，他不代表复查组，是代表个人来发言，会上他讲了复查的结果。当时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虽然正式平反文件还未下来，但这一次的纪念会和老前辈们在报刊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实际上已给父亲平反昭雪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后来平反文件传达时，只传达到党员，没有向群众传达。使我惊奇的是，1998年一位在江西的老战友问我，你的爸爸平反了没有。我答：“早已平反了，难道你们的党组织没有传达过？”她说：“没有，我还不好意思问你这件事呢。”

杨尚昆：因为秋白同志在生前生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

胡耀邦批示：要给瞿秋白一个公正的评价

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于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

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克悠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1979年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至此，瞿秋白冤案被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