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在当年8月13日西北边陲的铁列克提战斗中，中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在中哈划界后，2008年我国塔城地区与塔城军分区把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并在无名高地西侧立了“忠勇碑”，上面详述了我方一百多人与苏军三百多人的激战。现在是当地的重要的爱国主义革命历史教育旅游点。

中苏边界新疆塔城地区的巴尔鲁克山

铁列克提事件

122人

300多人

68人

13人

苏联获胜，控制争议地区

中国军队118人；苏联军队300人

龙书金；Лейтенанта

事件背景

珍宝岛战役后，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紧张，苏军在漫长的边境上频频挑起冲突，寻求报复的机会。

铁列克提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裕民县巴而鲁克山西部地区，与苏联交界。据说从沙俄到苏联时期，国家每年要有“领土收入”。“收入”方式五花八门，一是将沙俄强加给我们的以某山脊、某河流为界，推到中国领土上的某山脊、某河流，说那就是当年的××山脊，××河流；二是利用每年在平原地带疏松剪迹地带(苏军用直升机驱赶中国牧民羊群，牧民一旦闯入这个区域，苏军就开枪射击)，向中国侵入一犁、多犁；三是在边界私设界标。设界标是两国政府的共同行为，经勘测，两国政府认可，并通过谈判签字为合法有效。

“8.13铁列克堤事件”由苏联政府私设界标引发。

战斗部署

原计划中国边防代表在巴克图开始会谈，铁列克提同时开始巡逻，但他们认为晚了易被苏方发现，于是将巡逻时间提前了。

中方原先布置是：巡逻组9人（实际出发11人）；中路掩护组13人，5时30分进入无名高地掩护点；左路掩护组20人，5时30分进入预定掩护位置；右路掩护组17人，5点30时同时出发进入预定掩护点。预备队36人，5时10分在前沿指挥所集结。前沿指挥组（15人）带一个警卫班（12人）。

战斗地点

战斗地点位于巴音布鲁克山正西的山丘高地。网上很多地图错误的把战场标在靠近阿拉山口的苏立40号界点的戈壁滩上。从图上可以看到巴音布鲁克山的山脚下的“68年路”，那就是当时中苏双方重叠的巡逻道路，双方发生了很多肢体冲突，69年春夏逐渐升级到开枪射杀对方人员，最后导致了813铁列克提战斗。图上的棕色线是现在的中哈国界。

战斗经过

出版的《裕民县志》对铁列克提事件的记载（塔城军分区裕民县人武部撰稿）：

8月12日下午，苏军在其边防站西侧集结坦克、装甲车10余辆。

8月13日7-8时（北京时间，比当地时间早2.5小时），苏军先后出动2架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沿边境低空侦察。

8时04分，苏军从39号界碑方向开出指挥车、装甲车、卡车多辆，步兵数十人，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境内约2公里，进至无名高地西侧。此时，由中国边防站副站长裴映章带领的小分队（11人），在边界中国一侧自北向南巡逻。

9时40分，当中国巡逻分队接近无名高地时，苏军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正常执勤。中国巡逻分队未予纠缠，继续行进。当至无名高地北侧，苏军突然开枪射击，2名战士被打伤。中国巡逻分队迅即进至无名高地及南侧小高地，与杨政林带队的警戒分队（11人）回合。这时苏军向无名高地和位于695.5高地东南600米处的中国警戒哨位猛烈射击，巡逻分队又被打伤2人。

10时20分，中国巡逻、警戒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中国边防分队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遭到中国边防战士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中国边防战士因寡不敌众，战斗于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中国边防指战员22人（含3名随军记者）几乎全部阵亡，（我方被俘的4人中，3人裴映章、景长雄、温炳林于苏军运送的路途中因重伤不治牺牲）。苏军共出动装甲车 10多辆，步兵300余人，有远距离火炮支援。

战场实录

我方回忆

主战场唯一幸存者袁国孝回忆（2009年8月13日）

去年10月份我和杨俊奇战友回到了当年战场，看到了无名高地的纪念碑，很激动。以前的边界线是一公里一个洒了石灰水的石头堆，现在是铁丝网。回故当年，一阵心酸，山上我们22个人，牺牲了21，为保卫祖国领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我们是8.13凌晨从铁列克提出发，之前领导们作了很多的军事动员，讲边防政策72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有理、有节、有利……”；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按照1883年中俄伊犁、爱辉、北京三个条约，苏俄剥夺走了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两个法国、六个江苏省的面积，当时战士们听到这些，怒火万丈，在8.13凌晨，带着这种愤怒走上了战场，走上了无名高地。

无名高地那时是争议地区，按照条约线边界线在无名高地西，在69年6月份，苏联偷偷摸摸的把边界线挪到了无名高地。我们是第三掩护组，由李建班长为第三掩护组组长。

8.13凌晨从边防站出发，69年8月13号是七月初一、星期三。七月初一的凌晨以后是大月黑头，虽然漆黑瞅不见什么，但是战士们心里的恼怒已经压倒了一切，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了无名高地。

那时我是枪榴弹射手，副射手是尹清启，还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温炳林，我们三人是一个战斗小组。我们小组是隐蔽在无名高地东南角、山脚往上大约50米位置。隐蔽了不到半小时时间，上面又传过来话，我们转移到无名高地东北角，这时天还没亮。

在太阳刚要出来时，苏联的两架直升飞机从西南的塔里库里湖方向飞来，通过无名高地上空，飞向卡头山，纵深有30公里。到卡头山后，又返回到无名高地。

也就是飞机飞过来开始，太阳刚刚出来时，有三辆大卡车从湖的西北角出发，我们在无名高地往西看，看的很清晰，他们下来一个我们数一个，一共120多人。

那时我和尹清启只是个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说是上战场，一腔怒火，可对于事情不懂；温炳林是个记者，干哪行讲哪行，他光想着拍有价值的镜头。他说“小袁和小尹，你们站起来，掂着枪，怒视敌人的飞机，我给你们照相。”

我们俩就站起来，对着敌人飞机歪着头，怒视着。这时温炳林说了四句话：“横眉冷对新沙皇，赤胆忠心守边防，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保边疆。”

照完相时间不长，巡逻队从钢管山由裴映章站长带队出发，走到离无名高地大约二三百米地方，敌人开火。敌人打的第一枪，就打着裴映章，在脖子上贯穿。当时我也不明白，200多米的贯穿伤他竟能爬过来，他带领的是11人，我们在无名高地的是11人。他爬上来离我的距离不过10米，不能说话、不能动弹，颌下前脖的贯穿伤我看得很清楚，可他怎么能够爬到山上？当时也没时间分析这事。

与此同时，骑兵四排排长李国贞爬到离我3米处的射击位置，他是巡逻队的，我们是在无名高地的最北端，他是从北来，他坐在那里休息。

这时，敌人的装甲车从无名高地西南角过来，绕到北头掉头，大约50米下来人，离我的射击位置大概400米左右。李国贞的枪法很准，只一枪就打倒一个。当时这个人从装甲车下来，还没有站稳，就被打倒了。

从李国贞打倒这个人后，战斗就激烈了，像是5盘鞭炮同时点着爆炸，分不清点了，子弹急风暴雨式地射向无名高地。

我是枪榴弹射手，我在前面，尹清启在后面，相距1米左右，我打完了，他能及时地把榴弹递给我。当时我离装甲车有400米，枪榴弹的射程150米，有效射程是100米，根本够不着。69到49，我们才建国20年，运动不断，武器发展比较落后。

枪榴弹一共8发炮弹，我带4发，尹清启4发，我只是打了3发。因为阵地上只有我带的武器才能威胁到他们的装甲车，是个打击对象。打3发后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嘴皮上面和眼下面的伤疤，里面还有弹皮，就是那时炮弹爆炸以及爆飞的石块给打着了，就是觉得头顶“轰”的一下，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已经在他们的火车站，这里离他们的边防站很近。我们有四个人，裴映章旁边挨着温炳林，温炳林旁边挨着景长雄，景长雄旁边是我。当时我们非常渴，景长雄要喝水，温炳林那时也不知道景长雄名字，就说，“小战士，坚强些，宁可死，不能向敌人求什么。”就是不能要水喝，景长雄就不再要水喝了。

我们四人一起，在车站停了一个小时后，先送走的裴映章，又走的温炳林，温炳林后走的景长雄。我在最后，在拂晓前被他们的一辆小吉普送走的，拉到一个在戈壁滩上的简易飞机场。

那时我受伤了，被敌人弄走了，反正什么也不想了，只是想死、死、死。时间不是太长，又在一个机场降落了，用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医院。后来知道，这里是阿拉木图市。

他们用剪刀剪开我的衣服，给我做的手术，做罢手术后，我那个病房里的记者、军官、卫兵等等，从房间到走廊，都挤满了人。

他们问我叫什么？为什么要当兵？那时我们上战场前有教育，领导有安排，就是假如被强行绑架了，不能暴露自己的名字，不能泄露机密。我是个新兵，不知道啥叫机密，咱们的边防站还是知道的，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时我们人人都有语录本，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李连祥，对士兵很好，就在我的语录本上写了“向袁国孝学习”，在14日凌晨，我住的病房两张床，中间有个小桌，不到有20平米，后面有个窗户，猛然有人在窗后喊“袁国孝！”我认为我一生当中脑子反应最快的就是那时，有个翻天覆地的转折。在那样一种地方，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是何等的激动，我一想，不对，敌人不知道我名，肯定是从语录本上看到的，试探我是不是那个人。我就用被子蒙住头，始终动也没动。

那几天，他们的记者、军官、翻译天天要给我照相，我向国家保证，向边防领导保证，我没有一张照片丢在苏联，我的办法是天天蒙着头，睡觉也蒙着头，要睡着了就用头把被子压着，防止他们给我照个丑像发出去，不给他们照相的机会。虽然我只是一个才十七八岁的青年，是个新兵，可我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几亿人民的形象。

有一个军官，问我叫啥，非要和我照相，我说可以，就举起手，拉出打他的架势，这样的照片就不能发表的，我说我叫理通道直，后来他们就叫我李道直。

也是一人一个脾气，有个苏联士兵，他每天拿个方凳在门口坐，用两手在头两边支着，说“萨，萨”。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一次还拿几块糖要给我吃，我反正是不吃。那天他又比划“萨，萨”，接着有个苏联军官提着照相机进来了，我知道了，他是要我蒙头的意思。

我在苏联整整41天，8月13号到苏联，9月22号回来。也受过拷打。我是农村人，犟脾气，他问啥，我不说啥，怎么也不说，他们就急的打我，打呗，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这是实话，不管是谁，那时只能随便他们了。

后来又换了一个翻译，不带苏联口音，东北过去的，说是山东人，姓张，和我口音差不多，有两个星期左右。

之后又换个翻译，是苏联人，翻译的似懂非懂，他问我“想爸爸吗？”“想”“你那么小，家里你妈妈一定很难过，想妈妈吗？”我说“我想妈妈，想也没用。”问我“想不想回去？”我说“想，可是你们得许我几个条件，不答复不回去，给国家献丑了，回去也没意思。”

他说“你有什么条件说吧？”我说“一、还我毛主席语录；二，我要见我的战友，我们同时在火车站的那三名战友，我们要见一面；三、还我军装；四、还我……”我这四个条件一个没答复，每天都是这样他问我，我问他，除了这四个条件，多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次还来了各国的许多记者，一人问我“你到底是红卫兵，还是边防兵？”我说“我当然是红卫兵，也是边防兵。红卫兵是年轻人，边防兵还是年轻人。”回来以后听说，当时在场的一名日本记者在报纸发表了我是红卫兵的报道。

万万没想到，到了9月21日下午，苏联翻译告诉我，“你明天可以回去了。”我说“不回去，起码你得还我军装。”回国以后我才知道是9月21号，在那我是黑了白，白了黑的，也不知道几月几号。

到22号那天，他拿的衣服，强行叫我穿上，强行送上车，到飞机场，又坐车，每次前面都用毛毯挂着，叫我瞅不着。等车到地点停下后，我一下子精神焕发，这里是巴克图，我看到了我的老领导，看到了我的同志们，看到了我们的国旗，看到了我们的国土，我就飞快地跑过去。也就是刚要到边界时，我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对，就都给脱下来，浑身精光，只留下一个短裤头。

我过了边界线，就上了救护车，从巴克图到塔城还有8公里，两边都是工农兵学商的欢迎队伍，我要求驾驶员把车开的慢些，我说40天来，我又见到了我的同胞，不要开的快。

那时军分区的领导给我准备了新军装还有衬衣等等，及时送来，我坐上救护车不久就换上新军装了。精神好了，思想也好了。

把我送到军分区卫生所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就过来看了我，在一起座谈，记者很多，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解放军报的，解放军画报的，新疆军区战胜报的等等，我回报了在苏联的这41天。

9月27号，塔城军分区举办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两名战友搀扶着我走上主席台，全场鼓掌；9.30到乌鲁木齐，10.1参加国庆观礼，10.20在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军区第三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苏方回忆

1999年鲍里斯·邦达尔，纪念扎拉纳什科尔湖冲突三十周年

前边防军人的笔记坦率而简单。所涉及的事件也仅仅是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相互关系中的一个痛苦和荒诞的片断，两国多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但是，在边防军人节的前夕我们还是决定回忆一下，忠诚的哨兵是如何像肉搏战中的战士那样保卫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

从1966年起，我们东部红旗边疆区的局势逐步变得紧张起来，尤其在扎拉纳什科尔湖地区。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与“文革”相关的骚动，侵犯苏联边境的事件也频繁起来。

边防军人被严令不屈从于挑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器，用“人墙对人墙”的方式将越境者驱逐出去。人们手挽手，用胸膛将越境者推出我们的领土，同时武器都处于“在背后”的位置。局势一天天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扎拉纳什科尔”边哨。边防部队指挥部决定加强这一区域的守卫i，尤其是“石头”高地。从这个高地可以俯瞰我们整个自准葛尔山口和扎拉纳什科尔湖至阿拉库尔和阿拉湖凹地的谷地。“友谊铁路”正是沿着这个谷地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有人想在这个高地上拥有绝佳的观察哨。

1969年夏天，从边防支队巡逻队派出了三辆装甲车加强这一地段的守卫。一队军校的军士也作为增援被派往前去。在到达”扎拉纳什科尔”哨所后，军官们开始和哨所本身的军人一起服役，而装甲车和机组则隐藏在“石头”高地旁的掩体中。我们的边防军人们时刻不停地进行着观察。8月12日，快到傍晚时，发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的可疑的活跃和动作。

几群人结队深入到苏联境内700米处，来到“石头”高地上距扎拉纳什科尔湖几公里远，有边防哨所和铁路的地方。到达高地后，入侵者在那里引人注意地修起工事来，大声威胁立即赶过来并要求他们马上离开我国边界的边防军小队和紧急情况小组。入侵者们没有履行这些要求，并且硬要动手打架。边防支队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从自己的指挥所看到这一情形，下令埋伏的普奇科夫少尉在装甲车和机组的掩护下，开出掩体，驶往“石头”高地方向，并且帮助我们的边防军人将入侵者驱逐出境。普奇科夫很快向正上演着“人墙力量战”的“石头”高地开去。

看到驶来的装甲车后，入侵者们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区域有装甲车。他们跑到高处，用他们所带的各种武器向装甲车乱射一气。子弹穿过甲板射穿了普奇科夫少尉的腿并将驾驶员彼修列夫的手打伤。入侵者们继续开火，一个榴弹炮炮手瞄准了装甲车，但是他没能发射。普奇科夫少尉发现了他，下令炮塔上的上等兵波斯托洛夫开火消灭他。从装甲车开火那刻起，真正的战斗就开始了。装甲车里的增援部队很快形成了战斗链。战士们在杜列波夫中士的指挥下，用装甲车压制越境者的火力，开始进攻高地，而装甲车则用机枪掩护进攻。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我们位于我方阵地，掩体和战壕中的全体边防军人：“向入侵者发起进攻并将他们赶下‘石头’高地”。

在战斗中不速之客多次试图用汽车运送70人的两支部队，但是苏联边防军人用密集的火力将这个小组与“石头”高地阻隔开来。普奇科夫少尉在受伤的情况下，一直指挥装甲车机组的行动，用火力伴随边防军人的战斗行动，直到战斗结束。右手受伤的上等兵，驾驶员彼修列夫，驾驶装甲车直到战斗结束。他竭尽全力冲进入侵者据守的“石头”高地的后方，而机枪手，波斯托洛夫以炮塔和机枪的全部火力将据守高地的入侵者门压制在地上，使得进攻顺利进行。

在首批冲入入侵者战壕的人中，有杜列波夫和上等兵梁赞诺夫。他们用自动步枪在近距离射击入侵者，向他们投掷手榴弹。“扎拉那什科尔”边哨指挥戈沃尔领导的小组也英勇地进行战斗，其成员有少尉巴比切夫，士兵萨奇科夫，米哈乔夫，赫拉莫夫，特鲁凡诺夫。在占领了向我方边防军人射击的高地后，小组俘虏了两名入侵国境的人，其中一位就是挑衅者的指挥。

当年5月份才入伍的年青的边防军人们也展示出自己优秀的一面，他们是士兵巴尔金和普洛多夫斯基。士兵特鲁凡诺夫在受重伤后被紧急撤离高地，送往哨所，因此得以幸存。在与入侵者的激烈战斗中，祖国的哨兵没有一个人颤抖，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意志薄弱，没有一个人害怕。战斗从清晨4点持续到13点。约60-80人的一大队人被击溃。

入侵者在战场上丢下了电影摄影机，照相机，无线电台，望远镜，带火箭的火箭筒，钢笔，笔记本，大量各式武器，弹药，子弹夹。在战场上还找到18具入侵者的尸体。

我方的边防人员中有两人被打死：米哈依尔·杜列波夫中士和士兵维塔利·梁赞诺夫。我方共有11人受伤。入侵者方面有两名伤员被俘。就如上文提及的，他们是入侵者的指挥官和一名年青的士兵。指挥官被重机枪伤及腹部，子弹穿透身体并打中了脊椎，士兵的肩膀受伤。他们被直升飞机送到乌拉恰尔村的医疗点。指挥官在前去的途中死在直升飞机上。士兵在医疗点里与我方受伤的边防军人一起接受治疗。后来，在一段时间后，按照两国高层的协议他被遣送回家。

在战斗过程中我们的直升飞机为整个进程提供了保障。珈里茨基上士的机组，克留斯中士和德沃尔尼克中士均表现不凡。

……8月13日清晨4点13分战斗打响后，我们巡逻队被战斗警报唤起。近年来所有的边防人员都作好了随时会出现这个信号的准备。得到信号后，大家很快收拾好，集合出发前往扎拉那什科尔哨卡，我们有100公里是抄捷径，全速行军，徒步跋涉穿越无路区。早晨快8点时巡逻队到达了边境哨所。大家都开始各就各位，报告自己已准备好投入战斗。我得到巡逻队队长布得尔金的命令：“确定装甲装置和汽车的掩体位置，将其伪装好，等待下一步命令”。我们飞快让车上所有人员下了车，在湖边稀少的琐琐柴丛和苇丛中选出阵地，分散开来，把全部车辆伪装好，开始等待新的指令。

从“石头”高地方向不时传来已接近尾声的战斗的开火和爆炸声。这时一辆刚从战斗中回来的装甲车开到哨所跟前。车身布满灰尘。全部车轮都被打穿，一些车轮的打气管被打断，车身上有25处子弹和碎片击出的凹坑，前方被榴散弹打穿了一个窟窿。需要把车重新恢复到战斗状态。这时开始用直升飞机运送受伤的边防军人去乌恰拉尔村的医疗点。共有11人受伤。在哨所的办公室组织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野战医疗点，伤员开始被送来时，由哨所的卫生员和妇女们在这里忙碌：有哨所所长的妻子柳德米拉·戈沃尔，和她一起的有无线电技术员灭捷尔金娜，无线电报务长戈尔金娜，家庭妇女卡德里切娃和商店售货员罗曼佐娃。

在哨所为被打死的入侵者钉做了棺材。在琐琐丛中挖了一个大大的墓坑，傍晚前将棺材都埋了进去。一段时间过后，也是按照政府之间的协议，这些棺材在双方委员会在场的情况下经国境转交给了我们的邻国。

8月15日，所有的人都前往乌恰拉尔村参加战斗中牺牲的杜列诺夫中士和上等兵梁赞诺夫的葬礼。他们被葬在村子的墓地。他们的父母和亲人都赶来参加了葬礼，他们曾请求支队领导将他们牺牲的孩子送回乌拉尔，好把他们埋葬在那里，在自己的家乡。但是政委说：“这是我们的英雄，就让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吧，我们要用他们的功绩来教育新一代的边防军人。我们会为他们扫墓，会时常记着他们的！”父母们离开了，而他们的孩子们留在了异乡的墓地。而现在，在苏联解体后，他们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巡逻队在这个地段继续全员执行战斗值勤，因为局势仍然很紧张。装甲车载着机组，以三辆车极其增援人员为一组，埋伏在掩体中，每昼夜轮换一次，在“石头”高地执行战斗值勤。换岗都是在夜里进行，因为白天从邻国可以看到周围几公里范围的地方。我也在此地和机组一同能够值勤。这样一直到9月1日。然后我们被命令返回驻地。

9月份来了命令，将我派往邻近的巴赫金斯克的红旗边防支队担任摩托巡逻队负责技术的副队长。

我在经历了扎拉那什科尔湖战斗的乌恰拉尔边防支队巡逻队的服役就这样结束了。

而这些回忆我是在事情发生后30年以后写下的。那些边防军人在它的领土上捐躯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那块边境区域也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是另一个国家，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地方。和我们共存的只有我们的记忆……

伤亡状况

我方巡逻队依仗地形激战5个多小时，由于事前缺乏准备，我军增援军队未能及时赶到，并缺乏重武器支援，以至主阵地（695.5无名高地）被围的22名边防人员（包括3名随军记者）几乎全部阵亡（包括被俘的4人中，3人裴映章、景长雄、温炳林于苏军运送的路途中因重伤不治牺牲），支援部队也有6人阵亡，数人受伤，包括民兵，另有1人死于医院抢救未果。另1名被俘生还的战士经外交交涉在数月后的9月22日被送回中国，袁国孝这名战士因在被俘期间临死不惧，竭力抗争，荣立二等功。 

我方参战队伍100多人，伤亡68人，其中死亡29人（28人死于战场）；参战人员绝大多数系60天前、20天前和8月12日下午从三个不同部队抽来，老（边防）站的不多，因而很多相互不熟悉。人员位置从主战场无名高地，到各掩护组、预备队、营前指等的前后顺序排列。其中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参军到塔城军分区而参战的共38人，牺牲9人，幸存29人。

铁列克提事件中中国军方伤亡人数应该是68名，龙书金在决策方面当然有责任，但不只是他有责任。

牺牲者中，还有三名记者，分别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温炳林，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李连祥，新华社的王一兵，他们三人都被追记一等功。

苏军2人死亡，分别是米哈伊尔·杜列波夫中士，以及上等兵维塔利·梁赞诺夫。11人受伤。

烈士名单

铁列克提事件中，目前查证烈士名单共29人，其中埋葬在托里烈士陵园25人，埋葬在塔城烈士陵园3人，1人（李天高）无安葬信息。

巡逻组11人，全部牺牲；

右路（南）掩护组17人中，牺牲5人（其中1人李天高在我方医院未抢救成功）；

左路（北）掩护组20人中，牺牲3人；

中路掩护组13人，分2个阵地。

其中无名高地9人，牺牲8人，1人（袁国孝）被俘；

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4人，牺牲2人。

巡逻组牺牲的11人和无名高地牺牲的8人，共19人的遗体，9月22日由苏方交还。

交换时苏方告知我方，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还有我方2人遗体，随后允许我方进入寻找，9月22日当天我方只找到王永仁遗体。

杨振林遗体于牺牲的50天后找到，系最后一名安葬。

巡逻组（指挥裴映章，计11人，其中干部5人，记者1人，报务员1人，战士4人。全部牺牲）

1、裴映章烈士：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老传村人，贫农成份，生于1932年，1951年4月入伍，1959年6月入党，师团通报表扬两次，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长，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37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李国贞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人，生于1947年1月，中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授奖一次，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高春苓（高春林）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兰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3月，贫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李连祥烈士：上海人，生于1935年5月，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随行摄影记者，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4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曹新龙烈士：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曹庄人，生于1948年12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1969年4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报话员。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奕中宣（樊中宣）烈士：河南省临汝县杨楼人，生于1947年2月，中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1968年9月入党，连续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临战时提干司务长。同为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郭玉峰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孟岗公社人，生于1946年6月，1964年8月入伍，1966年9月入党，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8、刘允增烈士：河南省濮阳范县范相公社徐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4月，下中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8年7月入党，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四班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9、李贵昌烈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新华公社红卫人，生于1949年5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四班副班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0、景长雄烈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井冈山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4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1969年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1、王明远烈士：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人，生于1936年1月，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10月入伍，塔城军分区翻译。1969年8月13日本是留守人员，追赶巡逻组，成为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2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南掩护组（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指挥，计17人，其中干部2人、战士15人。牺牲4人、医院没抢救成功亡1人）

1、范进忠烈士：甘肃省天水秦安县莲花公社人，生于1939年4月，1957年12月入党，1958年3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指挥，率队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30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2、丁西年烈士：甘肃省金昌永昌县胜利公社大寨人，贫农成份，生于1946年2月，1968年3月入伍，铁列克提边防站机枪手。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袁国振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孔楼人，贫农成份，生于1948年3月，1966年5月入党，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步兵营给养员，1969年8月13日右南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贺宗义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人，生于1949年11月，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李天高烈士：四川人重庆市北碚区人，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六班长。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伤危，因医院没抢救成功而死亡。

北掩护组（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副连长肖发刚指挥，计20人，其中干部2人，记者3人，战士15人。牺牲3人）

1、杨世怀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佰岗公社贺大庙大队人，生于1949年5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张克志烈士：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后台人，生于1948年5月，下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李瑞增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李元公社李庄人，生于1950年，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卫生员。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中翼掩护组（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代副连长杨振林指挥。计13人，其中干部1人，摄影记者两人，战士10人。分两个阵地。）

其中，无名高地阵地（阵地负责人李建班长，计9人，牺牲8人）

1、李建烈士：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三川公社人，生于1945年5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班长。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负责人，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温炳林烈士：河北省人，1943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出身中农，文化程度中专，1961年8月入伍，中共党员，1966年3月到新闻电影制片厂任摄影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26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王一兵烈士：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9年8月30日，新华社摄影部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0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余长安烈士：河南省洛阳滦川县白狮公社人，生于1945年10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班副班长。终年24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张积礼烈士：甘肃省金昌永昌县东升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1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机枪手。终年19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刘遗新（刘宜新）烈士：河南省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0年7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战士。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王承贞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1年12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战士。终年17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8、尹清启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公社慈圣东村人，生于1950年11月，下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战士。终年18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另外，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中翼掩护组指挥杨振林所在阵地，计4人。牺牲2人）

1、王永仁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周庄人，生于1951年7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步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成员，该阵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杨政林（杨振林）烈士：新疆阜康县天山公社人，家庭系小手工业者，生于1944年6月，1962年8月入伍，1964年10月入党，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代副连长。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两个阵地的指挥，伏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转另外阵地途中牺牲，终年25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注：1969.9.22苏方归还我19烈士遗体时告诉我方，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上还有2人遗体，随后允许我方进入寻找，当天只是找到王永仁遗体。杨振林遗体于牺牲的50天后找到，系最后一名安葬。）

战斗教训

这次战斗我方伤亡68人，其中牺牲29人(战场直接牺牲28人)。铁列克提战斗是一个失败的战斗，有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铁列克提战斗失利，我认为除了敌我军力和武器装备的悬殊外，军区的指挥失误是主要原因。

从兵力来说苏军投入300多人，明显的优势。我方连预备队在内总共才95人（有说法为100余人），除去3个随军记者，战斗人员才92人，还不如敌人的三分之一，是明显的劣势。从装备来说，苏军投入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各种火炮和轻重机枪，我军装备只有半自动步枪和班用机枪、40火箭筒和刚刚研制的枪榴弹，没有一件重武器。敌人的重机枪和炮火，可以在远距离封锁我预备队，我们的轻武器够不上。指挥组和预备队的人们干着急，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消灭我无名高地的战友。

地形地物上对我不利。在光秃秃的小山顶上，既无工事掩体，也无草木遮挡伪装，完全暴露在敌人直升机的视线之下。兵力配备上也不够合理，我左右翼掩护组距离太远，火力不能互相支援；预备队也太靠后，起码应该考虑到万一不行也能相互支援，或火力支援掩护撤出战斗。

苏军在战斗中没有出动坦克，而是BTR-60装甲车。可惜我军连这个薄皮大馅的装备也没能顶住。所以说应该深刻总结的教训很多。BTR-60的重机枪的射程就超过2000米，把我们的支援部队远远地挡在了一边，无法靠近。

战后塔城军分区总结战况，认为是没有重武器（主要是反坦克炮），才导致战斗失利。随后，军分区组建了炮兵部队。如果是有主动出击的安排，不会不总结汲取珍宝岛的经验的，这次交火，是以卵击石。再说，当时沿边界埋设一些反坦克地雷还是可以做到的（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为防止苏联从西线牵制我方，塔城防区沿中苏边境埋设了大量的反坦克地雷，这种被动的防御措施，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结果，这些准备都没有。

这场战斗策划部署的上级机关首长轻敌麻痹，丧失警惕。珍宝岛事件后对苏联要在新疆寻机报复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当时我军的侦察手段太落后，不能及时掌握苏军在浅近前沿边防站调动和兵力准备的情报；我军装备落后，克敌的手段不足；战斗指挥缺乏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

塔城军分区司令员与参谋长都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体系，而是由大军区副司令直接指挥到边防营。对比珍宝岛战斗，也是由大军区分管边防的副司令（肖全夫、46军抗美援朝时的军长）指挥，在两年前就调集23军与46军的军、师、团三级侦察分队在边防一线直接与苏联边防军对抗，在69年3月的战斗部署更是用野战军精锐部队为主参战，边防站站长带队。

还有个现象，参战的100来人没有一名指导员、副指导员。参军五个月的新兵倒是有好几个。不清楚这么选派人员有什么说道。

参战队伍

截止到2009年，铁列克提战斗目前查得的幸存者名单（含战时赶到和留守计101人）；

参战人员绝大多数系60天前、20天前和8月12日下午从三个不同部队抽来，老（边防）站的不多，因而很多相互不熟悉。遗漏的参战幸存者请老战友们继续补充，不准确的请纠正。人员位置从主战场无名高地，到各掩护组、预备队、营前指等的前后顺序排列。其中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参军到塔城军分区而参战的共38人，牺牲9人，幸存29人。

后续纪念

2008年的8.13，由新疆军区决定，在当年的战场举行了庄严的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碑文正视了历史，首次明载我们是100余人参战，并给予勇士们很高评价，还把当年的血腥战场命名为“忠勇山”。 

并在无名高地西侧立了“忠勇碑”，上面详述了我方一百多人与苏军三百多人的激战。

现在是当地的重要的爱国主义革命历史教育旅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