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该事件在当时被错误的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被予以平反。四五运动成为了该年全民反抗四人帮的一次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性意义的历史事件，直接带动了半年后四人帮的被粉碎。

四五运动

中国国内

被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后被平反

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

为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事件起因

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事件经过

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9时半，出动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和枪械，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留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1][4]

事件结果

197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7日，毛泽东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3]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76年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认定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5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调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事件平反

文革结束两年后，1978年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予以正式平反，并指出此次天安门事件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和株连的所有人予以平反。此事件被写入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万岁！》，该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检讨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于人民的反动宣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事件意义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人民心中这种爱憎情感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

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并波及到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