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的监督软肋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对上，县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对独立，县委书记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说了算；对下，县委书记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县委书记面临的“利益诱惑”也很大。县一级的城市拆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项目”，往往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重大工程”， 这些项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书记“一锤定音”，其中的“利益诱惑”对一般的领导干部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县委不是基层，但紧靠基层；不在一线，但直面一线。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之险。然而，目前对县委书记的选用、管理、监督等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造成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缺乏真正监督，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

　　由于没有人真正能监督县委书记，这种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他们有的大肆卖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贪污受贿腐败惊人，有的一心只图当大官办自己的事而失职渎职，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国，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时有发生。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过去四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的县委书记22名。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株洲原县委书记龙国华。在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还不到十天，龙国华居然顶风做案，突击提拔调整领导干部100多人，成为倒在中央“必杀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县委书记。

　　权力过大又缺乏监督，“县委书记”成为典型的高危岗位之一也就不足为怪。

　　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很难找到可以有效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区域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

真的“山高皇帝远”吗？

　　一般来说，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 使得权责不对称、“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成为县委书记工作中的最大困难。在分税制下，财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财力不足，也使得这些书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县级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高发地区，如何保证发展与稳定，是对所有县委书记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善，“瓮安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这种“政治地理边缘”，一方面给县委书记开展工作带来难度，另一方面，导致了官场潜规则更容易流行。

　　县一级主管的权力过大，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买官卖官的潜规则。

　　这种现象在一些少数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千万县令”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三光书记”福建周宁原县委书记林龙飞等都是卖官鬻爵“致富”的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典型。因为他们处在贫困县的位置，“要想富，动干部”，除了卖官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致富”门路了。一县几百科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权，只要紧紧地攥在县委书记手里，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富。

　　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在悔过书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监利书记有“八大金刚”神通广大，要我谨慎小心免得重蹈复辙。而我呢？一到监利就被代某、胡某、苏某等人盯上了，汽车行进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实说明，除了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培训和教育，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改革体制、创新制度，加强对县委书记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普通老百姓真正成为监督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将极大地弥补“山高皇帝远”的制度缺陷和侥幸心理。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

　　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和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来到定远，1990年我被选为副县长。那时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在金钱方面比较淡泊。我常跟家属讲，如果是一些农民、工人、困难户送一些农副产品来，拒绝不了，怎么办？就拿家里的烟酒跟他交换。这样我内心比较平衡。

　　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之类的话，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陈兆丰被喻为安徽省第一巨贪，110顶官帽卖了150万，于2006年落马。）

四、公安局长

公安局长的“白与黑”

岗位风险系数：五星

　　风险点：较之于其他部门，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及职责范围涵盖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两方面。

　　1. 社会关系网复杂，诱惑重重；

　　2. 流血牺牲，人命关天；

　　3. 压力巨大，危险重重；

　　4. 一言九鼎，监督薄弱。

　　近几年来，不断曝出的黑幕让一些公安局长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去年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据悉，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专家分析，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据此前媒体消息，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曾发明多达150项专利。

　　此外，湖南耒阳公安局原局长肖强，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长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亮……一个个公安局长相继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1％的受调查者认同公安局长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三。

　　这些落马的公安局长，如果把他们的履历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长”，著名“打黑局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长落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阳明星公安局长肖强荣膺“打黑英雄”称号，获取荣誉无数；7年后，他被自己发动的打黑风暴席卷，锒铛入狱；2000年9月19日，文强活捉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声名远扬，10年后，文强在重庆打黑中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

　　有人说，公安局长本来就是在染缸边沿行走，每天与各种刑事犯罪、违法行为、地痞流氓、黑社会打交道，容易坠入染缸。公安局长虽然是“白道儿”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儿”的事，在这个各取所需的社会里，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背离正确的价值观，公权就会与黑社会结合，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果极其恶劣。“黑老大”或直接缴纳“保护费”；或让“保护伞”在其长期盘踞的行业、企业入股分红，甚至直接成为幕后老板。各种不当得利就此通过“黑老大”们的巧取豪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保护伞”手中。同时，“保护伞”使他们继续逍遥法外。金钱和利益就像一块磁性很强的磁铁，公安局长时时刻刻都要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被吸住，在“黑”与“白”之间搏斗。

　　为什么这些落马公安局长行走在“白与黑”之间？有人说，当上局长以后，接触的世界不一样了，于是耐不住公务人员依靠工资的简朴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内心失衡。

　　在中国政法行政体系中，公安局长们大都身兼要职，要么是市委（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么是副市长（副县长），位高权重。如果公安局长再兼职政法委书记，权力的触角还能伸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长一旦偏离了应有的执政理念，滥用职权，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

五、组织部长

“官中之官”的困境

岗位风险系数：四星半

　　风险点：组织部长，掌握着官场中最为人看重的权力，处在最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场内外，层层压力；

　　3. 制度缺陷，考验最大。

　　在很多人眼里，组织部长是“管官的官”，是“官中之官”，上可以直接担任党的书记或者行政主官，下可以“号令百官，莫敢不从”。组织部掌握着最为重要的选人用人的权力，处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调查者认同组织部长的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