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提到“明星代言产品时须先使用”。这么一来，明星和代言产品之间，有了一层限定，也就意味着，像罗志祥和汪东城替卫生巾代言，唐国强替技校代言这种事，以后可能不会再发生了。

罗志祥代言卫生巾

　　在这之前，我国的《广告法》只有这样的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是广告经营和发布者，在幕前担任代言人的名人，并没有连带责任。

　　当明星既不是广告主，也不是发布单位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一切广告。他们既可以在广告中声称，某种药品治好了他的前列腺疾病，也可以做幸福状，称某种营养品让她的宝宝健康成长，而不必有任何顾虑。明星不必做功课，不用去核查产品质量，更不必使用要代言的产品。

　　而且，对明星广告代言到底是一种品牌背书，还是一种演出，一直也有争议。“亿霖木业案”发案后，有法学专家表示：“演员作为形象代言人，负连带责任的概率比较小”。因为，如果明星只是在广告中出演了一个角色，那么将完全不必承担民事责任。但问题在于，广告是否仅仅被视为“影视作品”，而代言人被视为在其中“出演一个角色”？显然广告的作用并非如此，群众也并没有把“影视作品”和广告混为一谈，否则，我们早该四下寻找周星驰代言的“月光宝盒”了。

　　在《广告法》对代言人的连带责任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甚至连他们的代言和演出的边界异常模糊的情况下，要想管理明星的问题代言，就得寻求别的法律条文的支持。有专家指出，对明星的问题代言，可以参照《民法通则》第130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虚假广告的代言人进行惩处。但这就需要证明，明星们明知他们将要在一个虚假广告中现身，却仍然奋不顾身，要和广告主合伙欺骗善良群众——这，相当难。

　　也曾有律师，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现行《广告法》，将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从现在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扩大到“广告代言人”，一旦产品出现问题，可以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惩罚，以及其它的连带责任。而现在的修订草案中的条款，就是对这种呼吁的回应。

　　当然，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现问题，因为，商品的整体质量是不可控的。邀请明星代言的商家，也有可能欺瞒明星，明星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广告代言活动中的受害者。例如，李嘉欣曾经替一个黄金叶坠担任代言，后来，这个坠子被证明是黄铜制品，仅在表层镀有微量的黄金，批发价只要16块钱；而在李嘉欣拍摄广告时，她佩戴的是水晶饰品，商家在后期制作时，将水晶换成了叶坠。遇到这种情况，即便事先使用过产品，恐怕也于事无补。

　　不管怎样，修订草案里的条文，仍是进步，它会让明星在接代言时更严肃、更谨慎。而我们的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点点的进步里，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