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12月29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因涉嫌受贿犯罪，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

　　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是2016年反腐的收官之“虎”；从军队反腐来看，这刷新了两项“纪录”：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现役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成立后第一个被查的“军老虎”。

当年热闹的王家小院如今一片萧瑟

　　公开报道中，王建平最后一次现身是在2016年6月召开的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上，他做了题为《教战练将，大力抓好战略战役训练》的发言。两个月后，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率先曝出王建平被查的消息，称8月25日王建平在成都被带走，其妻子和秘书同时在北京被带走。随后，10月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央委员的王建平并未露面，进一步引发人们的猜测。

　　王建平是现役上将，在他之前还有3名退役上将落马，分别是徐才厚、郭伯雄和田修思。

　　曾有军方人士对媒体表示，王建平是早晚要出事的，军队里流传已久。同样有此预感的，还有王建平父亲王振海的老邻居们。

　　王建平之父王振海位于辽宁抚顺的家。（本刊记者朱东君摄）

　　王振海在辽宁省抚顺市住了近60年。“我们抚顺有个说法，在南台、北台住的都是达官贵人。”抚顺当地人介绍道。南台、北台最早都是日本人建的小洋楼。新中国成立后，抚顺市委办公地点设在附近，不少市领导就近住了进来。后来小洋楼大多拆了重建。曾担任抚顺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抚顺市委副书记的王振海也住在这里。

　　如今看来，这片小洋楼已有些老旧。王振海在矿务局的老部下崔载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房子的居住条件并不好，虽是两层小楼，但房间面积不大，布局不合理，甚至没有客厅。市里曾提议给王振海换房子，但他没有同意。每到10月，房子的光线会被前面的楼房挡住，家里就很冷。”于是大约从2010年起，王振海夫妇每年10月都前往北京过冬，来年5月再回到抚顺。王振海于2015年去世，他的老伴商秀兰（音）也在一年后离世。

　　据知情人士说，王振海在河北石家庄市赞皇县老家原有一个妻子，生了一儿一女。后来王振海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工作中又与商秀兰相识、结合，又生了三子三女。王建平是商秀兰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哥哥已去世，弟弟原来在抚顺的媒体工作，后来去了北京一家媒体。

　　王振海夫妇同子女合影，后排右二为王建平（资料图片）。

　　王振海住在抚顺的时候喜欢在院子里种菜、种花，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如今已人去楼空，王振海当年搭起来的葡萄架，了无生气地立在寒风中。偶尔也有人出入小院，那是王振海小儿媳家的亲戚。一位邻居说：“之前他家小儿子的岳母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也不来住了。”

　　这处小院从热闹到萧瑟，只花了几年时间。几年前，当王建平还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时候，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小院鲜花盛开，门口车来车往，葡萄架下人来人往，从早到晚都不消停。市里的武警战士、省里的武警战士、地方上的领导，都常来走动。据说王建平曾放话，谁再去就撤谁的职，但也没起作用。”王振海家的邻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们今天来送苗，明天来松土，后天再来找别的活儿干。有时候不等王振海从北京回到抚顺，小院的一畦菜地早已被翻好地、种好苗，收拾得极规整。”

　　但商秀兰不愿拿好处、收东西。送东西的人因此要颇费一番心思。“院子里摆过一条武警战士送来的靠背长椅，是破旧的椅子上面刷了一层新漆，这样商秀兰才收了，要是新椅子她肯定不要。”当地住户透露，“她还不同意王振海接受宴请，于是不少人就带上吃食来找王振海，坐在院子里吃，商秀兰觉得这不是请客，才稍微能接受。王建平气势最盛的时候，这院子里真是热闹非凡。”

　　2014年12月，王建平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级别没变，但离开了武警部队司令员的岗位。而在半年前，中央决定开除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党籍、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军中反腐的大幕已拉开，抚顺当地人对王建平的调任也高度敏感，“拿掉王建平的实权是为了揭武警部队贪腐的盖子”的传闻渐渐多起来，王家小院的热闹劲儿马上烟消云散。

　　“原来有邻居常跑去王振海家帮忙收拾菜地，这时也不去了。其他邻居就调侃道，瞧这眼力见儿。”王振海的邻居回忆，“武警战士更是没人来了。以前一下雪，王家门前一整条街都被扫得干干净净；2015年元旦后的第一场雪，没人来扫，我们开玩笑说：‘再也借不上王家的光了。’”

　　如此明显的变化，王振海夫妇多少有所察觉。在崔载述的印象中，王振海的身体不错，但王建平调任副总参谋长不到一年，王振海就在北京去世了。崔载述觉得，“王振海干过革命，一辈子经历过多次政治起落，心里该是明白的”。他到北京参加王振海的葬礼，见到了王建平，“参加葬礼的人并不多。”邻居也发现，商秀兰的情绪低落。“以前邻里之间红白喜事的份子钱，她都找理由把钱还了回去。老两口这么快就前后脚去世了，跟王建平的事肯定有关系。”

老革命的家风断代了

　　其实在抚顺，王振海的名气要远大于王建平。

　　王振海1920年出生于赞皇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斗争，后来又参加过解放石家庄、太原的战斗以及平津战役等。之后，按照中央解放全中国的统一部署，他随大军渡江南下，先后任福建惠安县县长、福建省军区第五分区武装部副部长、泉州地委副专员等职。1954年，王振海作为支援东北建设的干部，奉调到辽宁工作。此前一年，王建平出生。

　　王振海到抚顺后，担任老虎台矿党委书记、矿长。“那时老虎台矿就是1万职工的大矿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王振海刚上任时对煤矿一窍不通，但他好学，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让矿上的工程师给他上课，后来熟练掌握了各种技术知识。”

　　崔载述回忆道，“他给人的印象颇好，为人正派。工人对王振海很拥护。1958年大跃进期间，王振海抵制破坏生产规律的做法，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了龙凤矿。后来老虎台矿多次发生事故，工人再三呼吁王振海调回来，觉得他是一个能带头、有作为、按规律办事的领导。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台矿。”

　　王振海曾见证了抚顺煤矿产业的鼎盛时期。图为抚顺西露天煤矿。（本刊记者朱东君摄）

　　上世纪60年代，王振海被调到抚顺市矿务局工作。当地有句话，“先有矿务局，后有抚顺市”。抚顺市档案局前局长金铎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抚顺是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抚顺矿务局的历史超过百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惯例就是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市委常委。”王振海在抚顺矿务局先后任第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继而出任抚顺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1980年，王振海调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两年后退休，回到抚顺养老。

　　在邻居的眼里，王振海没什么官架子。有邻居曾想借用两家宅院间的公共区域，王振海二话没说就让了出来，“他特别能为别人着想，还时常拿钱资助贫困学生”。

　　王振海退休后也像个老顽童，喜欢开玩笑。“他还喜欢写字，常送给我们。下次再见到，就会问：‘你把我的字裱起来了没有啊？’”金铎说，“王振海去世前几年，将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画捐给了抚顺市档案馆，他说，‘小毛（小儿子）和建平也都想要，我讲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弄，我的要捐给档案馆。’”

　　当然，王振海对自己这个上将儿子是很引以为傲的。崔载述记得他去王振海家时，“他会特意给我看王建平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挂历。”邻居们说，王建平很少回抚顺，“但每次要回来，王振海就特别高兴，会忍不住和别人讲，‘我儿子要回来了！’这时老伴商秀兰就出来责备他，‘不是说了不要讲吗？’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给别人看，商秀兰也会阻止他，‘不是说了不要看吗？’”

　　在外人眼里，商秀兰严谨、低调。“她多年疾病缠身，但凡事尽量亲力亲为。有一年商秀兰拎了壶开水，上楼给王振海灌热水袋，一步没站稳，整壶开水浇在胳膊和身上，严重烫伤，休养了好久才痊愈。”她对孩子管教很严，据说王建平儿时颇为顽劣，有一次偷了老乡家的黄瓜，边走边吃，剩下的装在书包里。商秀兰发现后当场打了他，带着他把黄瓜送回去，吃掉的还另付了钱。

　　王建平步步高升，商秀兰却是处处小心，生怕给儿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小儿子夫妇原来与两位老人同住。小儿子爱喝酒，商秀兰便经常告诫他不要老去外面喝，影响不好。”邻居们说，“在商秀兰的打理下，家中基本上见不到与王建平相关的物品。有人上门求办事，王振海都会撂一句‘去找老商，我说了不算’。商秀兰要是也推脱不了，就会和王建平的妻子联系。”

　　王振海的一个邻居清楚地记得：“王建平的母亲商秀兰跟我聊天时，曾提到不喜欢孙子做生意。我随口问了句，‘他做什么生意？’商秀兰就叹气：‘我也搞不清做的什么，反正各地都有生意，我觉得做生意不好。’”

　　王建平有一个儿子，在王建平被调查后，媒体报道称，他的儿子包揽了不少武警部队的工程，还有一些工程由他儿子“发配”给承建商，王建平对此明知故纵，使儿子大发其财。老人的预感何其准确，优良的家风不在了，麻烦也就来了。

从乙种师走出来的优秀师长

　　王建平曾经是一名优秀士兵。1969年，16岁的他参了军，先后在锦州任炮兵42团团长，第四十集团军炮兵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1992年，他担任第四十集团军120师师长，驻扎在兴城郊外。

　　《环球人物》记者接触到的抚顺人，大多认为王家在部队并没什么影响力，王建平的升迁应该不是依靠王振海的关系。当地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来解释他的升迁——传说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后，作为新兵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他半夜外出寻冰解渴，却发现了一辆苏军坦克，立即上报，我军俘获这辆坦克，并推进了我国坦克的研制，王建平因此立功。但了解王建平的人说，这个传说不可信，王建平没有上过战场。

　　还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迁归因于他的岳父，称王建平在锦州服役期间被部队领导看中，领导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一婚姻细节得到知情人士的确认：“王建平的岳父曾是沈阳部队里级别较高的领导，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退休，那时王建平的职位还不高，谈不上岳父提携。他后来的迅速升迁应该是凭借自身过硬的素质。他当连长的时候，带的连就是非常好的连；当营长的时候，带的营就是非常好的营。而且那时候部队提干标准很严，不存在买官卖官的情况，优秀的战士才能当班长，优秀的班长才能当排长。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王建平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120师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由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后来与118师、119师同属第四十集团军。“当时只有118师是甲种师，也就是主力部队；120师是乙种师，并不是第四十集团军着重培养的对象，提干也往往从118师选，而不是从120师选。”知情人士介绍说，“但王建平任120师师长期间，狠抓部队建设，提出要克服乙种师难作为的思想，乙种师也要创造像甲种师一样的工作成绩，要做到部队像部队的样子，营区像营区的样子，军人像军人的样子。此后，120师在军事训练、营房建设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也获得了不少奖。”

　　那时王建平在部队的口碑也不错，“除了过硬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外，大部分士兵觉得他很务实，私底下评价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据说他当团长时，一次坐着吉普车回营房，路上看到认识的老干部家属，就命令立即停车，让车上的人徒步回去，让老干部家属坐车回家。

　　位于兴城的120师驻地。（本刊记者朱东君摄）

　　1996年10月，120师转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两个月后，王建平调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有知情人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藏工作任务艰巨、条件艰苦，当时调王建平去可能是锻炼他。其间，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锦州某部队医院任职。后来王建平进京工作，妻子也跟着去了北京。

　　2009年，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队司令员，3年后晋升为上将。据媒体分析，王建平的问题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队期间。他早年的优良作风此时显然已荡然无存，他带给家人的荣耀也变成苦涩。

谁来监督一把手

　　《环球人物》记者在辽宁省走访期间，不少人向我们提起正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部掐着点在本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播放的反腐大片，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反腐的关注热潮。片中，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一语道破了一把手权力运行的逻辑：“最后都是组织通过、组织决定、集体通过。但是谁先提？用人的提名权是最至关重要的，没人提名，你是进不了那个圈子的。当一把手35年，我的体会是，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没有人反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王建平一路从团长、旅长，做到师长、司令员，不可能没有体会过一把手的种种特权。一位部队内部人士举了个例子：“要提一个团长，管人事的人去问师长的意见，师长一句‘提谁还用我说吗？’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到下面去征求意见时，就可能直接问，你觉得某某某当团长怎么样。而在早年，候选人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投票才能当选。一旦一把手意愿成了风气，也就没有投票了。”

　　“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里摒弃了苏联模式，但在政治领域还残留着影子。”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几年前，他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书中剖析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二是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的选人用人体制，也就是从上往下层层任命干部，而非从下往上层层选举干部，这在短期内可以，长期就要出问题。

　　因此有个奇怪的现象，党政军一把手都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千挑万选的，而他们往往是最易腐败的。李永忠认为：“王建平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权力不受监督制约，权力没有科学地分解。所以不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质的问题，更要看到权力运行机制内在的问题。我在20年前创造了一个词——异体监督，就是要解决这种权力结构的问题，因为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目前推进的改革，如让解放军审计署脱离总后勤部，直归中央军委管；纪委对各大战区派驻纪检组，加强巡视等，都是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

　　武警部队又有其特殊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一方面，它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到底谁主要领导和监管？这就有点模糊了。”另一方面，武警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以及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等部队组成。“和地方的联系比较紧密，参与的经济活动不少，这是武警比别的部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原因。”李永忠说。

　　在王建平落马前，武警部队就有一批“老虎”被查处，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原政委王信、原总工程师缪贵荣、原副司令员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牛志忠。武警交通部队主要承担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务。

　　知情人士说：“王建平的儿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很可能就与刘占琪有关。未必是王建平主动找的刘占琪，可能刘占琪给他儿子好处，他也就默许了。”

　　王建平的落马与其他“大老虎”也有关联——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与王建平的工作关系密切；徐才厚曾在沈阳军区任职，可能与王建平有交集，且他出任军委副主席后也是王建平的上级；同时王建平的上级领导还包括原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如果权力的顶层得不到监督，形成了一个个圈子，那顶层以下的人势必要选择：我是进圈子，还是游离在圈子之外？团团伙伙就这样严重起来。”任建明说，“这个问题要自上而下地解决。习总书记讲，‘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对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怎么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正在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就迈出了一大步，它由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产生，以后党内监督、军队监督的位阶和独立性，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顶层的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大树底下才不会小树丛生，团团伙伙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朱东君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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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反腐拿下首只“现役虎” 媒体：王建平被带走当天 其妻和秘书同被“拿下”

　　曾受周永康领导，此前“消失”已近半年。

　　12月2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证实，原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王建平上将因涉嫌犯罪受贿，军事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调查。

　　巧合的是，2012年7月30日，时任成都军区政委的田修思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被同时晋升为上将军衔警衔。7月9日，中国官方媒体宣布田修思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另一个巧合是，根据中外媒体的报道，田修思和王建平二人各自的妻子以及秘书一起被“拿下”。7月5日，军纪委从田修思家中将他带走，其妻子被几位女工作人员架着一同带离。在外学习的田修思秘书也随即被“拿下”。香港《南华早报》报道，8月25日王建平在成都被带走，王建平的妻子和秘书同时也在北京被带走。

　　王建平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报道中是8月初在全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座谈会的发言摘登，题目为《教战练将，大力抓好战略战役训练》。王建平同时兼任全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导小组组长。

　　“王是早晚要出事的，军队里已经期待已久。”多位军方人士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王建平的被查处也再度彰显了军队反腐零容忍的态度，始终保持查案惩腐高压态势，让腐败分子在军中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网络公开的个人简历显示：

　　王建平于1969年服役，在20多年中一直服役于陆军部队并担任陆军第40集团军120师长。

　　此后，王建平转入武警系统，历任120师师长，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

　　在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担任武警部队司令员。

　　2014年底王建平被调离武警部队，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据传就被有关部门调查。因此其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武警系统内任职期间。

　　《环球时报》-环球网查阅从2015年1月份至今官方公开报道发现，被查武警系统的老虎全部来自武警交通指挥部，包括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司令员刘占琪，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政委王信， 武警交通指挥部原总工程师缪贵荣，武警交通指挥部原副司令员瞿木田。

公开资料显示：

　　武警交通部队既担负经济建设任务，同时又负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于1985年8月列入武警部队序列。而武警部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和公安部领导的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组成。

　　另有分析认为，王建平落马，与周永康贪腐案有很大关系，其勾结“窃国大盗”郭伯雄、徐才厚贪污渎职也是问题之一。2009至2014年间，王建平曾直接向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报告工作。

　　8月5日中国军方媒体刊发文章称，郭（伯雄）徐（才厚）的一大流毒，就是搞拉拉扯扯、投桃报李，把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搞得变了味，肝胆相照成为奢谈，忠言诤友不见踪影，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越织越密，方方面面的潜规则越用越灵。本该山清水秀的政治环境，变成了利益交换、各取所需的交易市场；本该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沾染了人身依附、相互利用的庸俗习气。

　　此外，根据报道全国已有约1/3省份在此轮省级武警总队的密集换防中，调整了军政主官。海南、新疆、陕西、山西、贵州、青海、山东、云南、北京、河北等地省级武警总队以及武警黄金指挥部主官均已调整。

本文标题：王建平上将家庭背景资料：父亲王振海是老革命(照片) - 娱乐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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