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台长杨正泉回忆：胡耀邦讣告播发始末

　　摘自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讣告的播出和追悼大会的转播一波三折，在特殊的形势下随时改变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人只是极少数，如王丹、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在即将起灵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遗体前，说了一段深情的告别话。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来源：中国网 摘自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一个生性好动的政治家，静悄悄地在一片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红土地上安歇了。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一年又八个月之后，他的骨灰被运离北京，乔石到机场送行。

　　初冬的北京，寒风萧萧。雾气还未散尽的清晨里，人们匆匆的脚步又走进新的一天。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匆忙中，谁也没有注意有几辆轿车正悄然驶出中南海，急速地向北京机场驶去。

　　这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五日，这一天，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胡耀邦的骨灰将由他的亲属们陪伴着登机南下，埋葬在他生前寄予热望的“共青城”－－江西省德安。这位生前极为好动，充满活力，驱车走遍中国79％贫困县的共产党人，将永远长眠在那片青山绿水间的红土地里。

　　此时，胡耀邦猝逝已一年又八个月。和他逝世时不同，新闻界对他的骨灰安葬一事未做任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来到机场，为当年的总书记送行；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与胡耀邦的亲属一起扶灵到“共青城”参加安葬仪式。胡耀邦遗像摄影者杜山应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邀请，也登上了飞机。

　　如洗的阳光透过机窗照射在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上。

　　李昭一身素装，虽然身边有不少人却仍显得孤单。她默默凝视着丈夫的灵盒，没有抽泣，没有哽咽，平静的外表下掩抑着巨大的悲痛。她的旁边是长子胡德平，他酷像父亲的脸庞挂着男人深沉的悲哀，他用双手捧着父亲的大幅遗像，也就是杜山拍摄的那张父亲“最后的瞬间”。

　　杜山的视线落在了胡耀邦的遗像上，照片下面清楚地写着“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摄”。这真的是耀邦留给人们的最后瞬间。四月十五日，他心脏病复发，猝然逝去，走得那样匆忙、急促，甚至都来不及审视一眼自己留下的相纸上的身影。但是，他的最后身影却久久地留在了杜山的记忆中。

后门通向中南海，前门开向老百姓

　　进中南海东门，沿着朱红色的围墙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一个灰色石台。嵌在高大的围墙上，一扇鲜红的门映进眼帘。

　　通过这扇门，就能来到胡耀邦的住宅。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搬到了紧靠中南海东门的一个胡同里，普通的四合院和红墙紧贴。当了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他没有搬进中南海，为了工作方便，他因地制宜在红墙上开了个门，这个门可以直接通进他居住的后院。这样一来，他家的后门和中南海连通，而前门一如既往开向平民百姓居住的胡同。

　　六十年代，专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新闻照片的摄影记者杜山，镜头里留下过不少胡耀邦年轻、矫健、充满活力的身影。一九八二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杜山离开了工作十六年的中南海。

　　他的镜头和耀邦多次失之交臂。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杜山也卸去了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头衔，离休了。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杜山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引路，跨进了胡耀邦家通向中南海的后门。

　　“老杜，我认识你，你是中南海里有名的老摄影记者嘛！”

　　杜山还没有站定，手已经被耀邦直率的手紧紧握住。杜山与很多领导握过手：毛泽东的潇洒随意，周恩来的专注亲切，而胡耀邦的手是那么的热情而又不失庄重，让你感到你是他熟悉的朋友！一股滚烫的热流迅速涌向心房，他来时的拘谨刹那间被这句话融化了。胡耀邦是个爽快的人。

　　杜山不再犹豫，开门见山讲了他的意图：请耀邦为他的作品集题写书名。说着，他将自己带来的三十多张放大的二十英寸领袖照片依次铺在客厅的地毯上，顿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胡耀邦全神贯注，一张张仔细观看，直到香烟燃尽，烫灼指尖，他一惊，才收回视线。在此之后，他又一次握住杜山的手：“拍得好，传神！”

　　对于杜山的请求，胡耀邦没有假以虚词，爽快地答应了：

　　“为你的摄影作品题写书名，没问题！”

　　谈了一会，胡耀邦起身，提议大家一同来到他的书房。书房不大，书架整整占满一面墙，他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前坐下，铺开宣纸，慢慢捻笔添墨，运思下笔的感觉。

　　一时，屋子里静极了，杜山和老朋友都屏着空气，生怕出了响动，打破这宁静的空气。片刻，一行苍劲有力的字体在胡耀邦的笔下一挥而就：杜修贤作品选。胡耀邦侧着头看了看，不满意地推到一边，又写了一张，看看，又不理想，再写，竟一连写了六、七张。杜山和朋友在旁边连连劝阻，直到要抢他手里的笔，他才停住。他从中选了两张交给杜山：“我这是第一次给人写影集书名，写得不好，见笑了。”他谦和地笑道。

摄取永恒的瞬间，居住在春意非常的地方

　　走出书房，阳光金灿灿地洒满了庭院，这时，杜山才注意到，胡耀邦的庭院竟如此之小，只有二、三十平米，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再看看四周低矮的房子，也是北京典型的老式四合院，虽然经过装修，但仍然显得陈旧、狭小。

　　不起眼的小院子，在耀邦眼里可是大绿洲。他从不小看他的小空间，他喜欢绿色，喜欢自然，小院里满是花草，一片茂盛，让人感到春意盎然。院子中央还有个一米见方，绿苔爬壁的小小鱼池。一池清水，盛下了蓝天和白云。池子旁，岔出几条鹅卵石铺就的羊肠小径，密密匝匝的冬青树围着院子四周，紧紧箍了一围。春光下，郁郁葱葱的绿枝任意地生长，生气勃勃，透出一股倔强的气息。胡耀邦站在树前，用欣慰的眼神望着眼前的绿色世界，脸上浮现出笑容。这是一个多好的镜头！杜山心里一喜，不能放过之个好机会。他向胡耀邦提出拍半身照的要求，胡耀邦理了一下身上的中山装，点头笑了。

　　柔和的光线均匀地洒在胡耀邦饱经沧桑、深沉的凝重的脸颊上，他的身后是齐人高的冬青树。“咔嚓”，胡耀邦凝重的神情被摄入镜头，杜山放下相机。这时，胡耀邦提出要换西装再照一张。对此，杜山当然求之不得。一般来说给首长照相都是穿什么照什么，不会有谁中途提出换衣服的，而且大都是穿中山装照。穿西装？说不定还能拍出更好的片子呢？

　　果然，一身西装的胡耀邦从屋里出来，显得格外精神。

　　可是，杜山哪里知道，三天后，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然倒下，他痛苦地紧闭双眼。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突然严重地爆发了，病魔像一只巨大的手死死地捏住他的心......

照片造成无尽的遗憾，这成为摄影一直的难受

　　胡耀邦四月九日发病时杜山正好在中南海内的一座楼里，他得知胡耀邦在怀仁堂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时，吓了一跳。

　　愣怔了一会，他猛然掉头往楼下跑，二话没说，叫上车就回家拿出留有胡耀邦身影的照相机，不顾机子里的胶卷大半还没照，“哗哗”倒了出来，送到图片社冲洗，他要亲手将照片送到胡耀邦的床头，不然，这会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照片很快就出来了，杜山的眼眶红了，照片上的胡耀邦注视着他，那执着眼神，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和深沉的目光竟是这样逼真地写在他沉静的脸庞上。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他落下了半颗心。可是另半颗心仍然悬着，胡耀邦还没有脱离危险。

　　好容易捱到了十二日，胡耀邦的病情终于控制了，但是还不能起床活动。杜山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踏实多了，准备等胡耀邦病情再好一好，就将照片送给他。那几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杜山似乎有点魂不守舍，他总是打听着耀邦的消息，希望早一点再见到他。

　　十五日，不幸的消息传来，胡耀邦的心脏再次复发，与世长辞。胡宅承受着巨大的不幸，也承接着全国人民深切的爱戴和哀思。“公则明，廉则威”。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自觉络绎不绝地来到胡耀邦家，在前院的灵堂前，对着耀邦的遗像深深鞠上一躬。

　　杜山忍着悲痛，心头出现一种失去有恩于已的亲朋好友的悲痛。他带着遗憾，带着一种成功在即却转而突然失去的遗憾，连夜将胡耀邦穿中山装的和西装的照片各放大成二十四英寸照片。

　　四月十七日上午，在胡耀邦家，李昭含着泪、颤抖着双手刚刚接过胡耀邦的照片，两行清泪又涌了出来，只哽咽了一声：

　　“这张最像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泪水无声地落在照片上，旁边的亲属们也抑制不住泪水，阵阵悲泣声令人心碎。李昭止住泪，说：“这张照片最像耀邦同志，我们家属建议追悼会上的遣像用这张！”她的建议立即使得到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赞同。

　　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研究，同意了李昭和亲属们的意见。

　　胡耀邦的巨幅遗像连夜制作。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而且这张照片是在室外的拍摄的自然照。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邓小平等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

　　杜山也来到追悼会会场，他站在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前百感交集，心里装着沉甸甸的悔恨，如果知道胡耀邦会这样匆忙离去，他说什么也要将照片交到他手里，让他看上一眼......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胡耀邦闭上了双眼，走了，永远地走了！

影集可以不出，但名字不能去掉

　　一九八九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杜修贤作品选”本应在一九八九年底正式出版发行，可是有人要求杜山从封面上抹去胡耀邦的名字。一向随和、不提什么要求的老摄影师这次怪了，对于这样的要求就是不肯让步，他的道理很简单：“老百姓都懂，人家胡耀邦活着的时候，我请人家写书名；人家一死，我就不用，这显然不合适嘛！”出版社提出他们的担心，杜山更困惑：“人家胡耀邦是中央作了评价的人，和动乱有啥关系？有人要利用，这不能怪胡耀邦嘛，怎么能把棍子打在一个无辜的人头上？你们没道理，没道理。影集可以不出，但是名字不能去！”

　　“作品选”一搁就是三年。共和国领导人的200多幅历史照片也因此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作品选”等待了三年，终于在艳阳高照的一九九二年金秋时节出版发行了。胡耀邦题字印在红色的封面上，这将成为他最后留在世间的字迹。

建立自己独特的丰碑，埋葬在共青城

　　胡耀邦的陵墓背依郁郁葱葱的富华山，面朝浩浩荡荡的鄱阳湖。胡耀邦去世后不久，李昭就向外界公布了胡耀邦身前的遗愿：“我死之后，埋在青上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巨大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上方刻着胡耀邦浮雕像，旁边依次排列着中国共产党党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先队队徽，喻示着墓的主人与三个政治团体的特殊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耀邦少年时投身中国革命，成为“少共”的领导人；青年时献身共青团，成为一代杰出青年领袖；晚年致力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邓小平的麾下冲锋陷阵，死而后已。“旗角”刺向广袤的蓝天，“旗子”下面还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的墓碑，横跨陵墓的底部，用金色的字体刻写着耀邦同志的生平和评价，落款：中共中央委员会。

　　安葬仪式结束后，杜山仍久久伫立在墓前，他感叹这墓碑独特的形状、非凡的气势，也欣慰碑志铭对胡耀邦客观、公正的评价。

　　原标题：解密：胡耀邦逝世前后10天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