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全国人民防空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不久就认识改正。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立三

李隆郅

中国

汉族

男

1899年11月18日

湖南醴陵

领导南昌起义，领导安源大罢工，领导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

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无产阶级革命家

共产主义

传奇人生

取过五次正名

李立三[1]家是书香门第，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秀才出身，李立三有个哥哥，四岁能背唐诗，由于才高命薄，不到五岁便夭折了，李立三1899年出生，三朝日当地秀才都来李昌圭家贺喜，请老秀才给李立三取正名叫李风生，小名狗妹仔。后来李立三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母怕我夭折，取我小名不但改变了性别，还把我叫做畜生。一九0六年七岁的李立三开始发奋读书。父亲李昌圭给他由李风生改名叫李隆郅，到一九二一年冬到湖南湘区委员会，安排去安源搞工人运动，毛泽东给他改名为李能至。到一九二五年在上海闸北区去选举，在路上邓中夏提议李立三同志的名字复杂，要安一个简单的名字便于好选举，于是改名李立三。到1930年李立三犯路线错误，党中央决定他到苏联要李立三改名，第五次改为亚历山大拉宾。

名字由来始末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的秀才李昌圭家。因逢他家的一株百龄凤尾盛开，故他的第一个乳名叫凤生。上私塾时，李昌圭按祠堂的字辈，将凤生改名为隆郅。1919年，李隆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李隆郅回国，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认识和参加革命的决心，当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隆郅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行前，分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你改一改。”李隆郅到安源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能至。1923年4月，李能至调离安源后，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为了便于工作，他曾改名李诚，常用名还是李隆郅。

他之所以改名李立三，和邓中夏有很大关系。据他在自传中说：“我原叫李隆郅，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1924年11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李立三。”从此，李立三就成了他的名字，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来的名字了。

结过四次婚

他结过四次婚，一九一六年李立三才17岁，父亲为了拴住李立三，给李立三娶了一个老婆，叫张氏，生了一个男孩叫李人俊。张氏生了小孩以后得了一个病，不久便离开人世。1921年冬。李立三从法国回来，由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结识李一纯，二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一九二四年生了一个男孩叫李人纪，1925年离开了李立三。1926年李立三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与党内李崇善同志结婚生了三个女孩，1930年到苏联学习，由于叛徒出卖，李崇善同志被捕，不久便牺牲了。到1936年李立三与苏联大学生李莎（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莉莎·基什金娜）结婚。

三次追悼会

李立三同志一生开过三次追悼会。第一次追悼会是在法国召开的。一九二二年五月，法国勤工俭学支部有一小报报导了一个消息，朋友李隆郅在萍乡搞劳务运动，因刺杀越行铁未成被拦腰斩断，于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为李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开过不久，从中国又传出消息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正搞得红红火火，组织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等等。在法国的中国负责人得到消息后为之一笑。

第二次追悼会（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李立三担任保卫处长，部队快离开南昌，李立三，突然得到情况，发现敌情。李立三来不及请示，马上派兵出击，自己亲自出发，结果与敌人接了一下火，敌人便逃跑了。当时时间很晚，走错了方向，在外面一夜。起义总部得到情况，又是急行军，头天未回来认为是牺牲了，结果部队决定开个追悼会，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他们回来了。李立三笑着说给我开追悼会还要几十年。

第三次追悼会是一九八0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山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王震等，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其实李立三同志一九六七年就去世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致死，找不到骨灰，只有一副眼镜放在骨灰盒内）。

人物生平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生于湖南澧陵，先后入渌江中学、长群中学和广益中学。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广益中学毕业后，到护国军程潜部当兵。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同赵世炎等一起组织了“劳动学会”，在旅法工人和中国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参加工人运动，同刘少奇一起赴安源，并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年，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5年5月，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执行部长。

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同年，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领导武汉和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担任五人常委之一。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到香港和广州地区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的工作。

1928年6、7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8年冬至1930年秋，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1930年6月以后，他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并在革命性质和任务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随后，他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号称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将党、团、工会的各级组织机构合并成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他的“左”倾路线被称为“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推行虽然时间并不长，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也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同年底，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苏联学习。

193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5年，他被派往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及《救国时报》主编。曾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虽然未出席，但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8月，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务，并主持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担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0年起担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因为历史问题，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967年6月，他含冤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

担任职务

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 

1924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2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 

1927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 

1928年－1930年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 

1931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 

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1946年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 

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 

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人物故事

改名立三

1922年，他从法国留学回来，被毛泽东派到安源煤矿，后来毛泽东因他的名字太难叫，建议他改名，改成“能至”。后来，他到上海搞工运。一次，他与邓中夏同去参加工会选举。路上，邓中夏抱怨“李能至”这个名字太文了，将他名字改为“立三”。

无线电事业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2]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创办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后，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

犯左倾错误

1930年9月24日，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召开了第六届扩大的三中全会。会议旨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李立三在会上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学习和进一步接受检查。

1946年，李立三从苏联回国。同年5月，李立三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见到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错误。1949年2月李立三前往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发了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历史上的问题。

惨遭迫害

李立三在苏联15年由于王明的迫害，二次坐班房差点被害死。“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诬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受到残暴斗争。1967年被迫害致死。

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为纪念他的革命功勋，修复李立三故居，设陈列馆，展览其生平事迹。

跨国恋情

李莎，俄罗斯人，她的原名叫伊丽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李立三的夫人。基什金娜是在莫斯科一位朋友家中初识李立三的。那时她是书报学校的毕业生，年仅19岁，正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1936年，基什金娜已经考入莫斯科师范学院法语专业，芳龄22岁。基什金娜决定嫁给李立三。两人举行了简朴而洋溢着喜气的婚礼。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京逝世，享年101岁。

人物评价

李立三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色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立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正地为许多同志的历史作证，坚持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对共同战斗的同志和朋友诚恳真挚，热情亲切，对待下级关怀爱护，平易近人。

在李莎家的客厅中，高悬着李立三生前最喜爱并留下的清人郑板桥 的4幅湘绣墨竹，其中一幅就是那首著名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李莎和李立三的一生，也就如同这丛咬定青山的翠竹，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仍然枝干挺立，根深叶茂。

有诗《一腔激情夸立三》如下：

革命要诀，赖铁与血。拼搏精神，金石为裂。嗟乎立三，蹉跎岁月。安源勒碑，英名不灭。念少年离家，赋诗为别，录此传咏，慰一生伟业：浩气冲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文革悬案

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一件件气壮山河的、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策划者、组织者或参与的领导者，他就是李立三。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的李立三、周恩来的老同学李立三。他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并被迫害“自杀”。但李立三“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之一)。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戚：(领着学《最高指示》)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我没有罪。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

自杀成为历史悬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

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

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