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全称京师同文馆。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奕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属总理事务衙门。以外国人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美国传授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三十年。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京师同文馆

培养译员和从事翻译出版

创建背景

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鉴于″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遂于北京设立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其前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设立的旨在培养俄文译员的俄罗斯文馆。1900年因庚子事变被迫停办，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

该校的倡始者是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奕䜣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帮助下，请圣公会英籍传教士包尔腾担任首任总教习。该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相当于系），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格致（时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化学等馆。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学员兼学天文、算学、格物、化学、医学、机器制造、西洋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该校设管理大臣，最后一任管理大臣是孙家鼐，设总教习、副教习等职。先后在馆任职的教习有数学家李善兰、物理学家徐寿等。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金、欧礼斐、马士、丁韪良。

开设学科

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自光绪二年（1876）后改为两种：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者，八年毕业；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五年毕业。课程设置最初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其经费、人事等权基本控制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中。同治八年，赫德提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年起任总教习﹐历二十五年之久。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并入京师大学堂。清代在北京开办的采用班级授课制的第一所洋务学堂。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交涉，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左宗棠、李鸿章等坚持学习西方，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学生为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十人。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1866年底改为入馆学习者皆取正途人员，如举人、优等贡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龄为30岁以下的人。1867年增天文算学馆。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1872年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第二年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馆内待遇较优，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尚有薪水银10两。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年并入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

入学要求

同文馆初设，学生不是年龄太小，就是太大。最初新学只有外语一科，调派八旗子弟，充任学员，年限14岁以下。几年后设科学馆，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两个月后，“投考者寥寥”，只好放宽要求，没正途出身的也收。这样一来，终于有98人投考。可到了日子，真来考试的只有72名，最后录取30名。这就是中国第一所新学堂中最早学习科学的第一批新学生。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新学生为“老青年”，但究竟有多老，最初他也不甚了了。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便问：“这是令郎吗？”对方微笑着答道：“是我小孙子。”丁韪良这才发现，同文馆学生几乎全部已婚，其中还有两对已是父子。又一天，丁韪良问一个学生：“什么事？你这么满面愁容的？”学生答道：“老师，我的孩子死了。”这些学生大多仕途落魄，功名坎坷，这才来学新学――近代西方科学；另外一个原因，是你只要来上新学堂，政府就付给高薪。但当时，他们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被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初设外语教学班，总署（外务部）到处寻找既懂外语又通汉文的教师。传教士中原有这等人才，但事关意识形态，为中国第一所新学堂所不取。后来教英文的有了，可其他语种，久不得人。急得总署大臣奕䜣到外国使馆公干时，也是一心二用，“留心访查”。后来法国和俄国公使分别推荐两人，一个叫司默灵，一个叫柏林。奕訢亲自考核，发现二人双语并精。但司默灵是法国传教士，奕?一听，很不高兴，当即拒绝。法国公使再三解释，说这人是传教士，可早就不传教了，而且老实、忠诚、可靠，当外语老师没问题。于是奕䜣请旨定夺。奏折上说（译文），臣见了这个司默灵，表面上的确“看不出有传教士习气，再三言定，你到我同文馆是教书的，断然不准传教，一旦发现，立即辞退”，并要法国公使担保。至于那个叫柏林的，“臣等接见，觉得此人看上去不是那种特别狡诈的家伙，教咱们的学生学习俄语，好像问题不大。”诏准。同文馆从此有了法语和俄语班。

中国最早的新学老师，很少科班出身，多是半路出家。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说，有个叫方根拔的，德国人，同文馆天文学教授，很喜欢标新立异，决心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一个夏日，他车上满载书籍，到八大处去，中途遇暴雨，车子翻了，书籍散落地面，绵亘数里。丁韪良安慰他时，他说：“唉，那雨水啊！二十年的工作毁于一旦，牛顿时代又可以苟延好几个世纪了。”丁韪良笑道：“说不定再过若干世纪，第二个方根拔还不能出生呢！[2]”对这些老师，政府确是不大放心，于是自己所派的国语教师，都负有“暗为查察之责”，一旦发现洋教习在政治或学术上出轨，小报告立刻就到了政府主管部门。

学科增设

新学科目根据师资情况，逐年增加。每添设一门新学，都需要新教学设备，这很难办，必须总署批准才成。一天，丁韪良弄来一套电报机，想通过这“新奇的发明”，诱导中方同意他增设物理教学科目。他请总署派人到他家，看他作电报试验。恭亲王奕訢派来4个人。丁韪良兴致勃勃地作实验，发现对方只是望着，既不了解，也没兴趣。其中的一个翰林说：“中国4000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诱导失败，丁韪良于是送给这4个人一些新鲜玩意儿，这下子他们高兴了。那是带磁性的鱼和鹅。他们看着，玩着，抚掌欢笑，叹为神奇，摆弄了很久。丁韪良心中叹道：“唉，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还是孩提啊！”后虽又有人来看过演示，电报机还是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最后被当作无用之物藏在同文馆的陈列室内。几经风雨，同文馆的科学教育，终以八年学制，渐渐有了把学堂升为大学的条件，于1902年归并于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从被动的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是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的，但直到懂得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真正涵义，中国人才开始自觉进入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