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

Xi'an Incident

陕西西安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双十二事变

陕西西安

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历史背景

国际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5]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国内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共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同年11月，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1936年红一方面军在打开华北抗日通道的名义下东征，但实际与之作战的也仍然只能是国民党军队，而东征与同时进行的西征在实质上抱着相同的目的，这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包围，为红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指出中共“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临潼骊山“非爆发不可”。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蒋介石撤销张学良职务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给张学良造成良好的政变条件。

蒋介石召见邵力子，通知大公报社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张杨由此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在抗争时期主张的“攘外安内”政策，因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左而直接导致了西安事件的爆发。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在西安时对部下表示，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或给擦一擦为了让它更亮。这样做，蒋介石就更亮了。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表示：他父亲虽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

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因为已经把泥菩萨（蒋介石）扳倒，只好再把他扶起来，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正如其所说 跟蒋先生两个没有别的冲突，就是冲突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而蒋介石是要“攘外安内”。

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受操纵的人，他自诩为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认为事情当做就做，张学良表示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也没有想过与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因为自己大权在握，富贵在手，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他。自己牺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内战了，张学良表示自己二十一岁就作战了，他恨透了内战。

事变过程

序幕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经过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中央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最初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蒋，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22日，随后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冯钦哉的房子）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出席。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据周恩来报告，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3、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4、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5、蒋意开国民大会；6、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但蒋介石的回忆和国民党史料中并无这六点答复的记录。蒋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张学良的提议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却意外地得知，张学良已经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机场。

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尾声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

结果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他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还用自己的人头做保证。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南京政府的代表时表示，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可见，张学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变往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指引。可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历史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各方态度

国名党

亲日派搅局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共产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南京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汪精卫与此事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电报建议中共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

（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

地方实力派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意见。12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表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奔赴西安。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

19日会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国际社会评论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美国《民声讲坛报》：“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1936年12月14日）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真理报》：“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事件结果

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蒋中正认为自己未能对己身安全预作防卫，引以自咎，随后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颠复中国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

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

共约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社会评价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