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指的是残酷的刑罚。酷，意为残忍、暴虐到极点。酷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torquere（本意为弯曲身体），起初只用于对付奴隶，随后扩展到成为帝国专制的工具：弑君的罪犯、巫师和说谎者，都将受到最严苛地对待。于是酷刑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司法工具：在罗马的法典中，口供是量刑定罪的必要依据，因此，为了撬开囚犯们顽固的嘴，各种逼供手段就应运而生。酷刑变成一种全球通用的审讯方式，它被用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60年代）、希腊的上校政权斗争（60年代）、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的战争（70年代），以及阿根廷（1976-1983）与智利（1973-1990）的酷刑室。当然，最近的例子是美军在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

酷刑

torquere

罪犯、巫师和说谎者

剥皮、腰斩、枭首

械、镣、棍、拶、夹棍

古埃及

弯曲身体

发展历史

欧洲

在欧洲人看来，酷刑最初的雏形可追溯到古埃及：自公元前20世纪起，人们开始采用残暴的手段（尤其是棍击和鞭打）来对付罪犯，或通过恐吓等手段迫使敌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希腊人，特别是罗马人常采用的酷刑是刖足，也就是把罪犯的脚砍掉。

酷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torquere（本意为弯曲身体），起初只用于对付奴隶，随后扩展到成为帝国专制的工具：弑君的罪犯、巫师和说谎者，都将受到最严苛地对待。于是酷刑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的司法工具：在罗马的法典中，口供是量刑定罪的必要依据，因此，为了撬开囚犯们顽固的嘴，各种逼供手段就应运而生。

中世纪时，如果被告的说辞存在疑问，将被要求将手放在炽热的烙铁上，或将胳膊伸进一口盛满沸水的大锅中，谁能安然无恙，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7世纪末的罗马法典再一次将酷刑明文列入司法工具之列（在宣判之前以及之后，作为刑讯工具或是惩罚手段）。不同的是技术含量：其中使用最广泛的就是“绳索吊问”，即用绳索将犯人的手绑牢随后吊离地面，然后将其从不同的高度抛掷下去，使其上半身肢体脱臼；还有“锁舌”，即用两片金属楔子挤压犯人的脚踝；以及“竹夹”，将犯人的十指插入竹片的缝隙间，然后向两边用力拉紧（这个相信不少人都很熟，古装剧里对付女犯人一般都用这招）；更有甚者，用炽热的铁钳撕扯犯人身上的皮肉或迫使其一口气喝下几公升的水。

这样的情况直到1252年才得以缓解。当年，教皇伊诺臣佐四世正式下令，在审判异教徒的过程中，如果认为其供词中含有巨大的疑问或矛盾，则可以使用酷刑，然而酷刑的程度要适当控制：达到威胁与震慑的效果就足够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的酷刑，从人道角度考虑，它的施行也应有个底限：不要使受刑者永久性残废，且每一种酷刑不得持续十分钟以上。但长久以来，酷刑却一直存在着，从1542年到1761年这200多年当中，罗马宗教裁判所共对97人施以火刑，包括坚持己见的乔尔达诺·布鲁诺等人在内的很多科学家或哲学家们，都惨遭这种酷刑的折磨。

启蒙运动使历史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1764年，凯撒·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在其论着《罪与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中谴责道，酷刑本身凶残无比而结果却徒劳无益：“罪行一经判定，再施加其他刑罚将是多余，因为罪犯已然伏法；而如果罪名不确定，那么就更不应对罪犯滥加酷刑，因为根据法律程序并不能确定罪行成立。”

1740年，普鲁士成为第一个拒绝酷刑的国家。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也重新申明人权的意义，认为每个人都有上天赐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然而，“国家的理智”却始终凌驾于公正之上：直至19世纪，法国警察仍然秘密使用某些药物，以迫使疑犯交代罪行。

20世纪堪称酷刑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中，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村庄的暴行惨绝人寰：有些妇女在惨遭40多名士兵强暴以后，又被撕去了眉毛，拔掉了指甲，有的还被切掉了乳房；而对于男人，则是残忍地砍掉其双脚，并用铆钉在残肢上钉上马掌。

从1933年到1945年间，欧洲的纳粹分子对囚犯实施了大量的酷刑：他们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集中营并加以灭杀；他们使用极其沉重的大棒锤打（甚至多达800下）囚犯，还在其生殖器上熄灭烟头，或一根一根地拔掉囚犯的指甲……

同时，囚犯们还被当作生物实验品而遭遇残暴的活人实验：真空室、长时间的肢体冷冻、绝育试验与阉割等；更可怕的是，在摧残囚犯的肢体之前，纳粹分子会先消磨囚犯的意志：用数字与符号替换囚犯的名字、强迫囚犯重复一些劳累而毫无意义的工作、不给食物令其饥寒交迫……直至彻底摧毁囚犯的尊严与意志为止。

亚洲

中国是世界上酷刑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一，并且也是酷刑消失最晚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实在罄竹难书。日军在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所实施的有十大酷刑。这些刑罚都被冠以文雅的名称，如粉身图报、仙人指路、不齿下问（确实是“齿”而不是“耻”，因为受刑者的牙齿会被逐一敲扯脱落）、虎豹嬉春等等，而实质却是对受刑者的极尽残暴和侮辱。

美国

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和平并未终止人们的施暴行径。冷战期间，美国在1963年制定过一部反间谍审讯指南，《库巴克（Kubark）》，其中就对犯人的精神控制提出了“DDD”症状（Debility、Dependency、Dread三个单词的首字母）一说，即虚弱、依赖和恐惧：在审讯中，施刑的一方会利用感官刺激（受审人被置于无光或强光，无声或连续噪音的环境）影响受审人的身体机能；通过药物以及各种折磨手段（比如在满是臭水的恶劣环境中连续站上几个小时） 使受审人进一步身体及意志衰弱。他们在操作上十分谨慎，从而不会给之后第三方的身体检查留下痕迹。这部手册后来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有关组织强烈谴责酷刑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那些不断更新的酷刑工具也不断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

从2005年至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向一家公司支付8000万美元，为中情局“设计酷刑”。该公司为中情局设计了“水刑”、“打脸”、“模拟葬礼”等酷刑。

中情局把超过80%的审讯项目外包给这家公司，中情局还向该公司支付100万美元，保护该公司及其雇员免于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报告称，这家公司由两名美国前空军心理学家运营，他们没有审讯或反恐经验。

2014年12月9日，美国议院公开的只是报告中一份近500页的概要，而全长6000多页的报告全文尚未全部解密。该报告质疑这两名心理学家的资质，指控他们违反职业操守。这名为“CIA拘押与审讯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自“9·11”事件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利用“水刑”、关禁闭、剥夺睡眠等残忍手段从恐怖嫌犯口中获取情报。整个报告耗时5年、耗资4000多万美元。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称，这两名心理学家设计的系统对一些被中情局关押的人构成了严刑逼供。

社会评价

酷刑不仅基于人道及道德而受到非议，另一方面，借由施用酷刑而取得的证据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且容忍或使用酷刑将使一个机关腐败。

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著名编剧，作家莱奥纳多·莎沙（Leonardo Sciascia）曾说过：“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没有哪一个国家明文允许酷刑的存在，但这却不代表人人都厌恶它。”

中国的鲁迅对酷刑的评价似乎更具讽刺：“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唯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坚持酷刑违反了最基本人道法的观点，是对人道法尊重人类生命和尊严基本原则的违反

。该组织认为，酷刑带来的影响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其中心理影响可能大于生理影响，并具有长期性。为保证被拘留者和关押者受到人道对待，该组织定期与当局政府合作，对被拘禁者进行探视，并在可能情况下向当局施压，以便停止可能存在的酷刑行为

战争应用

酷刑变成一种全球通用的审讯方式，它被用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60年代）、希腊的上校政权斗争 （60年代）、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的战争 （70年代），以及阿根廷（1976-1983） 与智利（1973-1990） 的酷刑室。当然，最近的例子是美军在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

反酷刑或刑求的公约及法律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在1987年6月时生效。其中与反酷刑最惟相关的是第1、2、3条以及第16条的第一段。

第1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

第2条

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

任何特殊情况，不论为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汤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第3条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为了确定这种理由是否存在，有关当局应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到在有关国家境内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

第16条

每一缔约国应保证防止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在该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施加、唆使、同意或默许未达第1 条所述酷刑程度的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为。特别是第10、第11、第12 和第13 条所规定义务均应适用，惟其中酷刑一词均以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等字代替。

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附加议定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附加议定书（OPCAT）于2006年6月22日时生效，其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的一个重要的附加条约。该议定书的第一条便说明：「本议定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独立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存在被剥夺自由者的地点进行定期查访的制度，以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每一个批准本号议定书的国家，根据第17条之规定，有义务保持、指定或设立一个或多个独立的国家防范机制，负责在国内层级防范酷刑。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创设了国际刑事法院（ICC），处理关于个人触犯种族灭绝、战争罪、侵略罪以及危害人类罪的刑事诉追。本规约定义「酷刑」是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羁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但酷刑不应包括纯因合法制裁而引起的，或这种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痛苦。」该规约的第7条认为，「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酷刑将构成「危害人类罪」。 另外，该规约第8条规定认为，在特定情况下，酷刑也可能构成「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时正式成立。其仅能追诉在此之后所发生的犯罪行为。且国际刑事法院只在本规约对该国生效后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已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提交声明。国际刑事法院是设计来补充现时已存的国家司法系统：其仅能在该国对于相关犯罪不愿意或无法调查或起诉时行使其管辖权。因此可知，就各该犯罪的优先调查和处罚的权力仍然保留给各个国家。

最新资讯

美媒2017年爆料称，美军审讯人员在也门的秘密监狱里刑讯逼供囚犯，还纵容盟友虐囚。知情者称，在当地的监狱里，囚犯被架在火上烤、被毒打和性侵是家常便饭。[1]

梅尔策在声明中提到凯文·塔克拉尔的案例。塔克拉尔自2010年3月起一直被关押在严密监督中心内，但他当时尚未被定罪。“在过去的11年中，塔克拉尔每天被单独关押的时间超过22个小时，并被禁止参加常规监狱活动。他只能通过一个小洞获得食物，使用厕所时也没有任何遮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