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又叫中印战争，是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对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表明了中方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20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侵略印度，英印的扩张政策和旧中国“有边无防”，造成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1951年至1953年间印军侵占“麦克马洪线”南面领土。1954年起，中印双方开起会谈，数次交涉无果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阿克赛钦、藏南地区

中国、印度

中国获胜，印度惨败

中国军队阵亡722人，负伤697人

张国华

1962年6月至11月

世界历史

事件简介

印度1947年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西藏、新疆的部分领土，还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3]至1951年前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而后，又侵占了中段2000平方千米以及西段的巴里加斯，并企图侵占西段3.3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印度政府还私自改画地图，把已占领和想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中段、西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1959年，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时不断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两个武装冲突流血事件。

从1962年4月起，印军入侵中国领土变本加厉，至战前，仅在中印边境西段即建立了43个侵略据点。9月，印军第7旅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连续进攻驻守择绕桥的中国边防部队哨所，打死打伤中国官兵47人。中国边防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忍让，中国政府曾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2.2万余人的兵力。10月20日，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被迫在东、西两段同时实施自卫反击战。在东段，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第7旅沿克节朗河右岸一线展开的进攻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全歼印军第7旅。接着兵分五路反击，于24日收复达旺地区。东段其他地区的西藏边防部队同时向当面入侵的印军实施反击，拔除印军侵略据点10余处，进逼瓦弄。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发起反击后，首先全歼了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等地区的印军，而后向巴里加斯地区转用兵力，于28日收复该地区，拔除印军入侵据点37个。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又遭印度政府拒绝，并于2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进行战争动员。[4]至11月中旬，印军在边境的兵力增至3万余人，并于11月14日和16日，再次全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

中国边防部队以东段的西山口—邦迪拉为主要反击方向，以一部兵力正面钳制，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两侧实施迂回攻击。18日晨，歼灭侵入西山口地区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至21日，先后收复了德让宗、打陇宗、邦迪拉及其以南鹰窠山口等几个山口，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东段瓦弄等方向反击作战部队攻占了瓦弄、梅楚卡、塔克辛等地区。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同时向当面入侵的印军实施反击，拔除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6个据点。至此，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侵略据点全部被清除，入侵印军遭到彻底惨败。

在打退印军入侵后，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线停火，主动后撤。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遂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线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千米以内地区。停战后，中国政府主动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共毙印军4800余人，俘3900余人，打退了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保卫了中国领土主权，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的先例。

事件背景

历史原因

英国埋下中印边界纠纷祸根

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划边界，两国人民共同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但是，在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为由，擅自划定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中印争执的祸根。

中国政府在谈判中让步

中国政府从来没承认“麦克马洪线”，或“约翰逊线”。锡金王国是1975年被印度并吞的，锡金被视作印度的一个邦，喜马拉雅山麓的纳图拉口岸定为边防和海关检查关口。在中印边界谈判协定中，中国间接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为解决边界争端做出了重大让步。

地理位置

中印边界全长约171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5]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侵占中国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要侵占中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6]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要继承英帝的“麦克马洪线”的划定。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克马洪线”，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印度方面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

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

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将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建立起“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并将“麦克马洪线”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使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中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中国军队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49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中印边境目前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相比起来，中印边界中段问题较少，中印双方几年前就交换了实控区地图，边境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中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中国外交部边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中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藏独紧张局势

1959年3月，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叛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印度当局对西藏境内地民族分裂势力采取或明或暗地支持态度，给两国关系投下阴影。印度政府蓄意向中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党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

在1950年至1951年中国军队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继续越界侵占：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方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中国的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中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中国军队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中国军队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

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中国军队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嵴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中国军队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中国军队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

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中国军队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中国军队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印度媒体总结说，那场战斗发生在海拔4250米以上地区，又是冬天，印度军队缺乏冬天作战的装备，又深陷中国人海战术的包围。更致命的是，尼赫鲁和他的国防部长梅农误判了形势，要求部队在中印边界执行“前进政策”，不断安插据点的他们相信中国不会动手，结果伤了心的尼赫鲁在1964年5月去世。将此次战争作以“一个月阵亡3770人”的代价输掉了“天堂门口的战争”。

努力和平解决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

周恩来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7]

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外交交涉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中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0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8]

中国备战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

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好。[9]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事件经过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

自卫反击

中国同印度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从新疆喀喇昆仑山口到两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和印度喜马偕尔邦3地交界处为西段；从这个交界处到中国、尼泊尔、印度3国交界处为中段；从中国、印度、不丹3国交界处，大体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3国交界处为东段。印度1947年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的一些边境地区，还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

在东段，印度军队于1951年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越过传统习惯线，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侵占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在西段，1954年以后，印度军队侵占了中国新疆卖争拿马和西藏巴里加斯地区。1959年3月20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在给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信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已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和历来由中国新疆管辖的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版图。这些中国领土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个福建省。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央边界分歧，在此以前，双方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1月7日，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撒20公里。印方仍然拒绝。

从1961年起，特别是1962年6~10月，印军进而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据点。印度政府把中国的宽容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声称要以武力对付中国，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和部署。在西段，印军部署了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十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在东段，印军部署了1个军部、1个师部、3个旅部、15个步兵营，约1.6万余人。其第7旅4个营、炮兵第4旅2个营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棒山口及以南的达旺地区；第5、第181旅计8个营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第4军军部、第4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

东、西两段，印军共集结了2.2万余人。9月~10月上旬，印军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劝阻和警告，连续进攻驻守在“麦克马洪线”以北西藏山南地区择挠桥和扯冬的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47人。10月17和18日，在东段和西段，入侵印军同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20日，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

面对印度集结兵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冲突的形势，中国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进入战备状态。在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当天，即10月20日，奉命开始自卫反击。在东段，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沿克节朗河右岸~线展开的进攻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攻占枪等、卡龙、沙则、仲昆桥及章多等地。

接着兵分5路南进，于25日进占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的后方基地达旺。经过几天反击作战，西藏边防部队全歼印军第7旅，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吒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驻守吕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在反击中拔除了入侵印军的据点，夺回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采用逐次转用兵力攻坚拔点的战法，全歼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接着趁势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新疆边防部队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37个入侵印军的据点。28日，中国边防部队停止反击。

中国政府为缓和被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3项建议。印度政府再次拒绝。26日，印度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决心对中国长期作战。印度大造反华舆论，迫害华侨.，封闭中国银行驻印机构，驱赶中国记者。

同时，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部署。至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的兵力增到3万余人。11月14日、16日，印军在中印边境再次全线发起进攻。面对印度军队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实施反击。在东段，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4个旅在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沿公路作线式分布、兵力部署前重后轻的特点，以一部兵力牵制正面入侵印军，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两侧实施迂回包围。

18日晨，歼灭侵入西山口地区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至21日，先后收复德让宗、申隔宗、邦迪拉及以南的吉莫山口。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冒着零下40℃的严寒，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至20日，全部扫除侵入班公洛地区的印军据点。配合东、西两段主攻方向作战的其他边防部队，也同时向当面印军实施反击，收复了瓦弄、汉洋底、金古底，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逼近传统习惯线。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22日零时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还奉命主动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00余名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90余个据点，歼灭入侵的印军一部，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沉重地打击了尼赫鲁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提高了中国和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威信，并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

和平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962年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最主要三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10月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10月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

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

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对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与中国再作军事较量，与中国军队一决雌雄。

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000余人。其布势是：东段、以第四师4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理由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郐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

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中国军队。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口山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对印反击

（1962年11月16日至21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宏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战争尾声

1962年11月21日24时，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军队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0]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3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具体战役

瓦弄地区反击战

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11]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中国军队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所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

1962年11月16日晨，中国军队发起反击。中国军队一部攻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在反击战中，中国军队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第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

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出了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防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11月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

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中国军队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西山口之战

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参战各部于1962年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中国军队意图。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中国军队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中国军队合围之中。

18日晨，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当日中国军队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来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中国军队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19日，中国军队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

随即中国军队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11月20日占领查库，查库为中国边防部队反击作战前进最远之点，距中印传统边界线伏特山仅20余公里。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平原。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都登地区作战

都登方向，印军约800余人。其部署：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1个连及阿萨姆步兵第十一营第三中队一部，在邦拉、更仁设防，马德拉斯联队第二营（欠2个连）、配属第四十四山炮团第七十连及勤务保障分队一部，驻守都登及其附近地区。

1962年11月15日，墨脱独立营率两个连，从地东出发，19日17时55分进至更邦拉，向印军发起攻击。经19分钟战斗，印军向更仁逃窜。21日18时，墨脱营占领更仁，印军逃往都登。22日上午，该营追至哥布（距都登半日行程），获悉都登之印军已于21日南逃。该营部奉命停止追击，于23日1时从哥布返回浪波待命。此战，共歼印军12人，独立营亡8人、伤2人。

20日21时30分，总参谋部发出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并指示：“东线中部各部队在占领梅楚卡、里米金、都登后即停止追击，在原地打扫战场，加强警戒”。西藏军区当即命令山南、林芝军分区参战部队撤回里米金、梅楚卡、浪波等地区，集结待命。

里米金之战

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的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中国军队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

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嵴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民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

中国军队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山，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点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边部，摧毁了据点。拔除了据点后，

中国军队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经两个多小时激战中国军队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中国军队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军据点全部清除。

单方面停火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和设立民政检查站等三项措施：自11月22日北京时间零时起中国军队单方面全线停火；开始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北20公里之外，脱离双方军事接触；另外还单方面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

解放军总参谋部于1962年11月30日，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在中印边境设立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方案，在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范围内派驻28个民警检查站（后改称为民政检查站），每个民警检查站的人数可配备一个排到一个连，在部队撤出20公里地区后，即正式设立。实际根据具体情况设立了26个，即东段16个、中段3个、西段7个：

东段

沙马（下察隅镇向南公路盘头）

呷枪/嘎枪（位与上察隅镇西北直线距离42公里处）

布宗（上察隅镇向西北方向公路盘头）

格当（墨脱县东北部的一个乡，未设）

得岗寺/得儿工村（墨脱背崩乡东南，位与雅江之东）

地东（墨脱背崩乡的雅江之西）

鲁霞（米林县丹娘村鲁霞村）

甫伊（米林县羌纳乡）

来果桥（米林县正南）

塔马顿（米林县里龙乡正南公路盘头）

马及墩（隆子县杂日乡公路盘头）

陇（隆子县准巴乡以东公路盘头）

共那（隆子县）

新达/卡达（错那县卡达乡与达）

曲拿/浪波（错那县浪波乡，21世纪后称兰普乡曲拿村）

肖（错那县城正南公路盘头）

勒（错那县的勒门巴族乡）

中段

西兰塔（札达县与普兰县交界）

波林（札达县正西）

什布奇（札达县底雅乡的一个村）

西段

扎西岗（战前战後一直是边防连）

班公洛（即斯潘古尔）

喀纳（即库尔那克堡）

尼雅（亚）格祖

空喀山口

温泉

加勒万河谷（处于中印战前犬牙交错争夺地区，取消未设）

天文点

神仙湾

事件结果

战绩

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军队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毙伤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14]

缴获

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37辆、88mm加农炮13门、88mm榴弹炮36门、75mm山炮12门、106.7mm迫击炮27门、106mm无后座力炮6门、81mm迫击炮142门、51mm迫击炮144门、轻重机枪631挺、长短枪5,772支、火箭筒112具、枪榴弹发射器（掷弹筒）32具、枪弹4120591发、炮弹79720发、手榴弹16921枚、地雷14848枚，电台（报话机）520部，炮兵观测仪等其他器材735部（具）。

消耗

炮弹22976发、枪弹701342发、手榴弹7080枚、爆破筒64节、炸药2050公斤，喷火油料677升，损坏122mm榴弹炮1门、机枪18挺、长短枪81支、40mm火箭筒2具、电台（步话机）5部、汽车12台。[14]

伤亡

中国边防部队阵亡722人（其中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697人（其中军官173名、士兵524名）。

社会影响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战区自然环境恶劣，部队机动、指挥、协同不便；交通线长，运输补给困难。中央军委灵活运用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取得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反击作战部队克服高原、严寒、山高、谷深的困难，大胆运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战术手段，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3]

社会评价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不同于国内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不同于抗美援朝战争。

中印战争的五个基本特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尼赫鲁政府则坚持扩张主义立场，执意以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交织进行。军事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这个特点，不仅制约着这场战争的形式，进程和结局，而且影响着双方的战略指导。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即使在印军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克制忍耐，这就在政治，外交斗争和道义上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才后发制人，实施反击。

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再度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被迫反击并取得反击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得到了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场边境局部战争，决定了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三者要紧密结合，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行动的打、停、进、撤。军事上的胜利，又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争取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及相对的和平稳定。

第二，这场战争，中印双方力量对比虽互有优长，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高于印度军队。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印度军队，原属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3页）。

其参战部队主力印军第四师系"王牌部队".印军技术水平好，后方运输线短，后备兵团机动快，补给便利。但印军又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沿袭英军的基本制度，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士气较低，内部矛盾重重。且战术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近战、夜战。

而中国边防部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多数部队具有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系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这个特点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客观基础。

第三，这场战争，是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该区属于"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东段作战地区，山高谷窄，路险林密，气候多变。西段作战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主要山峰在6000米以上，地表裸露，终年积雪，严重缺氧，气候酷寒。

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严重影响着军队作战行动，部队集结，机动，指挥和协同困难，战场容量较小，容易发生非战斗减员，武器技术性能难以正常发挥，后勤补给十分艰难。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

第四，这场战争，是在地处祖国西部边疆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进行的，群众工作，民族和宗教政策，对战争有重大影响。只有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取得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正是在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长期艰苦和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紧密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取得战争胜利的。

第五，这场战争，中国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基本来源于内地，路线长、道路少，运输手段落后，难度大。这对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有极大制约。而印度军队后勤补给基地距战场较近，交通方便，利于持久作战。这些特点，规定着战争的复杂性，影响着战争的规模，进程和结局。这些特点，是双方指导战争的客观基础，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诸这场战争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筹谋划，作出一系列符合战争实际的决策，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区指挥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发扬军事民主，作出了正确的部署，进行了周密的战役指挥;参战部队扬长避短，依靠政治优势，吃苦耐劳，英勇善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在中印边境这一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边界现状

中印边境目前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6.7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5万平方公里。[12]

中印边境的东段实控线大致和“麦克马洪线”差不多，印度多年前陆续向该地区迁入了70多万人。中国不承认该邦合法性。

相比起来，中印边境中段的问题最少，中印双方几年前就交换了实控区地图，不过中段依旧属于争议地区。

西段边境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南端和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交界处直到喀喇昆仑山口，主要是中国控制下的阿克赛钦地区，边界线长约6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