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六十四屯，是指黑龙江左岸，从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历史上曾经有六十四个屯子的中国百姓居住，由此得名。江东六十四屯面积3600平方公里，清朝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

江东六十四屯

3600平方公里

温带大陆性气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旧瑷珲，霍尼胡尔哈，腰屯，后屯

俄罗斯

历史记载

江东六十四屯，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约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其具体数字已大大超过64个，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是中国固有领土，从爱辉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中，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但由于江东六十四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中国管理，形成主权与管理权分割的矛盾性历史问题，即主权在俄，管理权在中，埋下历史祸根。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称《中俄瑷珲条约》。是由俄国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当时俄国使用的儒略历1858年5月16日）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签定的条约，该条约令中国完全失去了对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俄共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放弃领土拥有权最多的条约。此条约当时未经清政府批准，但后来在《中俄北京条约》确认。[1]

《中俄瑷珲条约》的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人在六十四屯享有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管辖权，但是中国并无此地之主权。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海兰泡惨案。一九〇二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江东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口南至霍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沿岸地带，“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这里的村庄是由清政府在清剿雅克萨沙俄侵略者时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起来的，通称江左旗屯。人们又习惯于以屯数命名，记载中出现过“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名称。惨案发生前，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称瑷珲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由汉族、满族、达斡尔族组成，据俄国当局一八八一年调查，“中国臣民达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和达斡尔族九百人……共一千二百六十六户。”达斡尔族居住在六十四屯东部和南部，满族集中在瑷珲对岸上下一带，汉族分散于六十四屯各处，或单独成村，或和满族、达斡尔族混合居住，其中绝大多数是山东和山西的移民。满族和达斡尔族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与汉人基本相同，“同时讲话彼此都懂”。

三个民族都从事农耕，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酿造烧酒，畅销黑龙江两岸；所需布匹和农具靠江右供给。居民人数，自一八八一年之后，俄方未进行过统计，一直沿用一万四千人这一数字。中国有关记载为七千余人或万余人，显然不是居民达到的最高数字。据《阿穆尔报》负责人的估计，惨案发生前居民为三万五千人，除去临时居住的矿工等流动人口一万五千人，原有居民约二万余人。

一八五八年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俄由额尔古纳河沿黑龙江至海口划界，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黑龙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据此，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划归了沙俄，只保留了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

中国在丧失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权利，固然是中方代表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俄方代表同意保留，主要是考虑自己利益的需要。俄方谈判代表彼罗夫斯基说，“允许目前居住在左岸的中国居民居住一段时期”，“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因为“我们的移民还需要他们的粮食”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沙俄允许保留六十四屯居民的居住权的真实原因，而且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极端虚伪性。他们在条约上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久居住”，暗地里仅仅是允许居住“一段时期”。可以说从瑷珲条约签订之日起，江东六十四屯就隐伏下了严重的危机。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紧向黑龙江左岸移民，仅一八五八年就移入二千三百五十人，到一八六一年阿穆尔地区居民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很少。例如一八六〇年移入男女农民共五百四十二名，而供“补充哥萨克军队”的人员达三千四百一十一人。农民仅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

可见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保证军事占领的需要。移民们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口粮还需要伊尔库茨克的承包商运来。这种运输远不如就地补给便宜和及时，而江东六十四屯“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很自然地成为沙俄殖民者们粮食的供应地。法国历史学家雨拉指出：“在这个地区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这些中国人是仅有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俄国人）连生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六十四屯存在和发展。

苏联历史学家无视以上历史事实，说江东六十四屯相当于中国的“租借地”，对俄国是“不平等的”，似乎中国居民居留权和中国政府的管辖权是中国强加给俄国的治外法权，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俄中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原则界限。六十四屯原是中国固有领土。我六十四屯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理所当然地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息繁衍下去。

俄方谈判代表同意保留中国居民的永远居留权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事实上这些居民确给俄国殖民者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强占的租借地毫无共同之处。普罗霍洛夫所谓“租借地”之说，无非是妄图证明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强盗行径，反而是“正义”的。

唐朝时期

725年唐朝在内外东北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历史记载是明确的。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称库莫奚各部置饶乐都督府;粟末靺鞨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称“四府”。另外，在室韦地区还置有室韦都督，但都督所辖仅为其中一部或各部并受节制，史文无徽。凡此，为唐朝对内外东北民族地区行使管辖权的大致情形。 在四府中，契丹与奚唐代又称为“两蕃”，“同类异种”，到辽代已合而为一。

辽史研究往往上溯松漠、饶乐两府史实，本文无需多述。渤海、黑水两府，有金毓级先生所著《渤海国志长编》，收录中国、朝鲜、日本古代文献史料极为丰富，然体大事繁， 勿吉、靺鞨七部及唐朝设里两府的历史背景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强大的两部。

明朝时期

明太祖洪武初年，黑龙江奴儿干地区先前依附元朝的部落首领多归降明朝。明成祖永乐元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干，正式招抚诸部。二年（1404年），置奴儿干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干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驻数年而轮调的流官，后为当地部落领袖所世袭。

在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特林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1885年曹廷杰曾拓回碑文。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尼夫赫人、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

据《明史》记载，奴儿干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都司治所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

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奴儿干与内地的邮传通信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交通全程达两千五百公里。

当时的“江东十六屯”就在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内，说明早在明朝江东十六屯就已经是中国领土了。不过，奴儿干都司与内地不同，主要是实施比较松散的羁縻统治，从其设立的永宁寺碑亦可看出。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第一座永宁寺碑于1413年建永宁寺时所立，一直到1432年明朝政府官员亦失哈才知道永宁寺已毁，而重建该寺，并于1433年立“重修永宁寺碑”。两碑建立时间相隔20年，期间明朝中央显然对于奴儿干都司之事务无实质统治，乃至寺毁仍毫无所知。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但原设于此处的卫所仍然存在，如建州卫，以对当地继续实施羁縻。

清朝时期

江东先有旧瑷珲、前霍尼胡尔哈、腰屯和后屯，随着移民和垦殖活动的展开，才逐渐发展形成江东六十四屯。以江东的老屯为例，老屯又名托力哈达屯，是江东六十四屯比较早的屯子之一。最初老屯只有吴、姚、曹、徐、曾、何几大姓，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了，老屯周边没有富余的土地可以开垦，许多人便搬到别处去另立新屯，于是一屯变多屯，六十四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江东在早期只是有旧瑷珲、前胡尼胡哈、腰屯和后屯，由这几个主要的村屯发展成为我们所说的“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统归瑷珲副部统管辖。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屯数，在《西巡本末大事记》中记载是28屯。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称江东“向有旗户三十余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卷十七）。据满铁调查课《近代俄中关系之研究》中记载：江东六十四屯有满族村屯16个、400户、3286人，汉族村屯14个、540户、5400人，达斡尔族村屯14个、280户1960人，共计44屯、1220户、10646人。宋小濂《北缴纪游》和《清实录》称48屯。

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方总参谋部中校纳扎洛夫进行实地调查，在《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中，有37屯和26个居民点（没有列出名称）。可见，“江东六十屯”的屯数在迅速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清代屯垦政策趋向松动，内地居民大批来到边疆，并多以汉姓窝棚为名建屯于江东六十屯地区的东南部。如：韩家窝棚、曹家窝棚、姚家窝棚、姜家窝棚等。

江东六十四屯，当地人俗称“江东四十八屯”。这里的“四十八屯”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系指江东六十四屯地区规模较大的、知名度较高的屯子而言的。由此可见，“江东六十四屯”作为地理概念是可以的，但作为村屯数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江东六十四屯”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前的通称叫法，从1881－1900年（清光绪七年－光绪二十六年），19年中只增加1个村屯。当时各屯设有屯长（也叫屯千）。大屯有正、副两个屯长，小屯只有一个屯长。徐福刚、李喜元等人说，周围五、六个屯子还有一个总屯长，叫“五护卢”。各屯屯长都直接听瑷珲的命令，办理各屯民事纠纷、征兵征粮等事务。吴小莲说，当时她的父亲是南窝堡的屯长，种地、送官粮、打架斗殴什么事情都管，屯子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就过江到瑷珲城衙门报告。

六十四屯居民，都编入八旗。每旗都归瑷珲各旗营房管，姓徐的属于两个旗，一部分是镶红旗，另一些姓徐的是正白旗。

各屯的青年人，到了十八岁，每逢二、八月都要到瑷珲城进行骑马、射箭等操练。合格的当“披甲兵”，其余的作为“西单兵”（满语）即民勇了。“披甲兵”到二、八月要进行操练，操练完毕，回家种地，战时随时应征参战。徐福刚说，我大哥就是一九〇〇年“跑反”那年被抽去当“披甲兵”的。

各屯每年要定期向瑷珲缴纳官粮。各屯每年秋收打完场封江后，把缴纳的官粮送到瑷珲入库。六十四屯的文化教育。江东六十四屯没有官办的学校，各屯多半有私塾。私塾里学习的内容；汉族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等书；满族念满文书；达斡尔族一般也念汉文书。住在江东老虎屯（即老沽托克索屯）的达斡尔族老人康全瑞说，我七岁在屯子里的私塾念书，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

满族人在私塾里主要是学习满文，三年毕业，然后再到瑷珲城去念汉文书。汉族念四书五经得四、五年才能念完。有钱的再想念，就得上瑷珲城。

沙俄入侵

在俄罗斯蛮横无理的武力威胁之下，奕山终于屈服，被迫于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城和约》，又称《瑷珲条约》。中俄《瑷珲条约》是俄罗斯迫使中国签订的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2]这一天签订的瑷珲条约规定，原来在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从此脱离了中国版图。瑷珲条约还规定，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归中俄两国共管，实际上也是归俄国控制的一种托辞了，这一片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划走，当时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经过任何战争，轻易划归了沙皇俄国。

原因一是俄国在近代崛起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领土开拓欲望，二是清王朝对边疆的控制非常松懈，当年的封建王朝一般都是重内轻外，对边疆地区根本不重视，多处地点有边无防。黑龙江流域在古代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栖息之地，土地肥沃森林茂盛，满族的祖先女真人在此发祥。

清朝安定天下之后，关内的人口大量增加，剩余劳动力有很多想向关外谋生，为了阻止汉族居民北上，清朝在辽东还修筑了一道种着柳树的边墙称为柳条边由旗人看守，阻止闯关东的人过去。当时的人形容黑龙江流域百年之间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在黑龙江下游千里之地，一个基站也没有，一个驻军点也没有。

黑龙江南岸清军的主要驻地瑷珲城，也只有1000来个士兵，他们的守边任务就是每年在解冻季节乘船到下游收一点皮毛税，后来是多少年不去一次。

俄国军队从1847年开始就占领了黑龙江口的广大地区，结果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在几年之内对此竟然茫然不知。1851年上奏朝廷的时候还说巡视黑龙江口疆界安定，其实这个时候俄国已经在外贝加尔省集结了16000军队。从1854年到1860年，这6年间，分头进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还建立移民点，建立城镇和城堡。到了1858年俄国军队上万人装备的新式武器兵临瑷珲城下，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才大吃一惊，他手下只有不到千人的残兵，主要武器还是弓箭没有力量抵抗。

为了避免开战签订了瑷珲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朝委员认为过于苛刻没有承认。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承德，沙俄就乘火打劫了，表示愿意出面调节中国同英法的战争，却要求报酬，迫使清朝同他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个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由中国共管改为归俄国所有。

对于原来属于中国这一大片土地被俄国占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还一直不承认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他的所谓根据是这个地方是原来是无主荒地，按照国际惯例谁先控制就应该属于谁，虽然这明显是强词夺理了，不过清朝长时间有边无防，边疆没有守卫，这也给别国占领我国边疆大片土地提供了可乘之机。

惨案

事件起因

沙俄阿穆尔省当局准备夺取江东六十四屯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掀起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风暴，沙俄政府乘机用武力夺取六十四屯，进而强占东北区域。

当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东北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沙俄总参谋长就电令滨阿穆尔省总督戈罗戴科夫“密切监视”边境地区，为制止义和团运动的蔓延采取“相应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上谕，宣布滨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两天后，滨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同时实行军事动员，四天后，这两个军区分别征召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名和九千五百一十五名预备役兵员入伍，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动员。七月九日，沙皇命令两路俄军分别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待命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黑龙江上空密布战争的阴云。

七月十五日，前往支援待命进攻哈尔滨俄军的两艘俄轮“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抵瑷珲江面。中国瑷珲驻军“飞渡往阻”，沙俄“色楞格”号开炮射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击伤“色楞格”号，重创“米哈依尔”号，击毙击伤俄官兵五人。沙俄阿穆尔省军管省长格里布斯基率骑步炮兵赶到瑷珲对岸的俄军哨所，炮击瑷珲城。中国黑河屯驻军以为俄军发起全面进攻，回击海兰泡。这就是所谓黑龙江事件。

屠杀经过

这一事件本来是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但是格里布斯基却以中国军队炮击海兰泡为借口，对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和平居民举行血腥的大屠杀。

海兰泡市中国居民区和郊区有长期居住的华侨“几千人”，较大的华商“二百三四十家”，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雇工、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总数在万人以上。从实行军事动员起，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大批华人纷纷渡回江右。但长期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因行动不便或因受骗未去，便成为沙俄屠杀的对象。

鉴于海兰泡市紧张的备战形势，中国居民的代表请示格里布斯基，中国居民是否要撤离，格里布斯基伪善地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中国居民信以为真，结果上了大当。

七月十五日，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渡江，并扣留所有的渡船。接着市警察局开始“一无例外”地逮捕所有的中国人。十六日，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和义勇兵闯入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

这一天共搜捕了三千至三千五百人，先被俄兵包围在中国居民区，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五六十人。后来这些人被转移到市警察局，警察局容纳不下，当晚又被押送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里。

十七日清早，俄兵将所有被押的中国人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名曰“渡江”，实际上是将被捕者赶进江中活活淹死。据刽子手的叙述和目击者的记载，当被押送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时，“手持刺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人群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

有的想拚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兵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景象。”“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婴儿们割成碎片。”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中国人“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岸上“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都是气息未绝的活人”，他们都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水面又浮起一层半死的人筏，翻滚着向东流去。

目睹这场大屠杀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和为之心碎”。就连屠杀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一个俄国义勇兵说，“杀人的一方，完全灭绝人性，他们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间竟能看到如此惨景，简直就是一场恶梦。如果被杀的人都是些还有挣扎能力的男子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凄惨”，但是当看到“一些紧搂婴儿企图逃脱的母亲被纷纷刺倒，从怀中滚落的婴儿被碾得粉碎时”，“只有那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野兽才能禁得住！”

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一直进行到七月二十一日，共夺去五千余名中国人的生命，只有少数人游到对岸而得以逃生。七月二十二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被全部“肃清”了。

事件结果

七月十七日，阿穆尔当局举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同时，另派出军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对中国居民举行了多次扫荡。俄兵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大部分被活活烧死。俄兵又沿村发火，毁尽房屋，枪杀居民，仅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了上千人；最后将“未及过江者，不分男妇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及民间各行等业一同逼入江中，通共浮水得生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余均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这次屠杀，又夺去了二千余名中国居民的生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壅塞在黑龙江水面，直到三个星期后还在江上浮游。一个俄国上校军官写道“七月二十四日，我们一行人又乘船继续向前航行。轮船很快就赶上一具溺尸。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尸体。就这样，在黑龙江整个宽阔的河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仿佛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海兰泡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很多溺尸。

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尔上校轻轻地数着。这片浅滩远远地泛着白光，而由那些褐色和粉红色的尸体所砌成的长长的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地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塞住鼻子。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很不少的。

滔滔的黑龙江变成了一条流不尽的血河！这是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惨案已经过去八十一年了，但今天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它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而且也不能不激起一切善良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感情的波澜。

俄方借口

沙俄当局振振有词地说，中国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破坏了俄国修筑的铁路，杀害了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是它采取的“报复”措施。

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六月爆发，七月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共拆毁铁路五百五十俄里，剪断了几乎所有的电话线，毁坏车头四十五个、平车一千六百节，烧毁桥梁四千五百俄丈和其他铁路设施，使东清铁路工程全部停工。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这种破坏是正义的反抗斗争还是侵略行为，能否构成沙俄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理由。

吞并中国东北是沙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国策，而东清铁路的修筑是实践这一国策的中心环节。“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者财政大臣维特，围绕东清铁路的修筑，将巨额资本引入中国满东北，以“经济占领”的方式，逐步实现其最后吞并的目标。[在他看来，只要保持住沙俄对东北“经济占领”的稳定局面，保证铁路工程的顺利进行，最后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东北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东清铁路和南满支线的工程正加紧进行，当时已铺设铁轨一千四百八十公里，共有车头二百零八个，车箱和平车五千四百辆以及其他大量建筑器材。铁路沿线盘踞着六千余名全副武装的沙俄“护路军”。旅顺口驻扎着一万三千五百名沙俄正规军，封锁着东北的门户。铁路一旦修通，沙俄大军朝发夕至，和以上武装力量“联为一气”，整个东北便唾手可得。东北地方官员指出：“俄欲得志于整个东北区域，已非一日。

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珲的一个普通商人悲愤地说：“东北简直成为俄国的了，将来铁路修成之后，俄国的压力将会更大”。东北各阶层人民普遍地感到铁路的修筑和东北的存亡紧密相连。他们要捍卫民族的生存，就不能不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毫无疑问，东北义和团对铁路的破坏，完全是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正义行动，而沙俄为此举行“报复”和镇压，纯属维护侵略特权的强盗行为。

至于说东北义和团杀害俄国铁路员工和妇女儿童，完全是沙俄当局的一种恶毒煽动。六月二十八日，还在义和团破坏铁路之前，黑龙江将军寿山就电告沙俄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尤哥维奇，俄国的军事动员将在中国东北居民中引起严重的骚乱，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并全力承担保证俄方人员的安全。[76]七月八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又致电尤哥维奇，再次呼吁俄国不要进攻东北；并指出俄国护路军杀人放火，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要求将他们撤走，铁路全部财产交中国官员管理，俄国职员和平民由中国军队保送出境，待秩序恢复后重返施工。[77]但这一切建议，都遭到俄方的蛮横拒绝。

中国东北当局看到俄国决心侵华，不得不以武力驱逐沙俄护路军，以消除腹心之患。但对俄国职员和平民竭力保护。南满支线上的职员和居民，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就撤到了旅顺口，后来又转移到海参崴，未受到什么伤害。其余各段上的职员以及妇女儿童，根据《建筑东清铁路总工程师第I68号命令》，分别撤往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外贝加尔地区和哈尔滨。

鉴于哈尔滨集中了大批俄国非武装人员，寿山郑重通知尤哥维奇，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建议立即将妇女、儿童和非武装的职员送走；并且命令各要塞和军队不得射击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尤哥维奇选拔一千名职员和工人编成义勇兵，与护路军一起留在哈尔滨负隅顽抗，将其余的非武装人员分批运往伯力，于七月十二日安全地运出第一批。

尽管中国东北当局竭力保护俄国平民，但沙俄仍然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寿山在致尤哥维奇的电报中严正指出：俄国“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然而，你们却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的乡村居民进行大屠杀，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寿山表示他不为俄国的屠杀而对中国境内的俄国平民进行相应的报复，他仍然“严令所有的部队，并劝说拳民，不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因为“这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寿山再次申明“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当立即动身”，他和吉林将军共同负责撤离者的人身安全。

七月二十四日，俄国最后一批共二千五百名职员和平民从哈尔滨撤往伯力，沿江中国驻军未加拦截。东北地方官兵指出：“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种种，均有电报公文可查。”

以上中俄双方文件证明，中国当局对俄国妇女、儿童和职员都采取了多方面的保护措施，直至俄方举行海兰泡大屠杀之后，这种保护政策始终未变。这一铁的历史事实彻底揭穿了所谓“杀害妇女儿童”之一说，纯属沙俄政府用以煽动俄国民族情绪反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宣传。沙俄正是借助这种宣传，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恶浪，并掩饰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海兰泡受到中国的威胁，俄国人不进行屠杀，更大的屠杀将加到他们头上；海兰泡的悲剧是俄国人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是国外有关著作中最常见的一种看法。

世人评论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

地理位置

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系指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今俄境，俄称结雅河）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律屯对岸的大片土地。但对江东六十屯地区长与宽却说法不一。经查证，很多说法与事实不符。

《清史稿》中的《地理志》记载：“江东六十四屯在焉，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东以光绪六年（1880年）封堆为界……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里至七十里”。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俄人出版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记载：江东六十四屯长66俄里（相当139.92华里）、宽20俄里（42.4华里）。

1911年（清宣传三年）出版的《东三省政略》的《瑷珲篇》中，有“江东六十四屯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至七十里地”的记载。

1920年（民国九年）的《瑷珲县志》记曰：“瑷珲对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村，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

1933年出版的《黑龙江志稿》卷二《地理志》中说，江东六十四屯“袤一百八十里，广九十余里”。

然而，宋小濂的《北缴纪游》，对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李金镛赴江左与俄官共同挑沟划界，作了及时而又翔实的记录。他写道：“迨十三年（1887年)三月，观察使李公(李金镛）以勘矿来漠（河），奉将军恭檄，饬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庆赴江左分划旗屯原住界址……刻期，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以杜迟疑生变。乃由补丁屯挖至老瓜林，计一百七十四里。正欲向前，因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辞，暂行停止。按着条约（即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里均应划归旗屯”。

《北缴纪游》中对李金镛过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述，不仅及时，而且又有经过，为我们研究江东六十屯地区的长度和宽度提供了准确而又翔实的资料。

从宋小濂《北缴纪游》对李金镛赴江左同俄官挑沟划界的记实，我们清楚地看到：从补丁屯挖至老瓜林，共174里，从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尚有40里未挖。因此，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度应该是214里。为什么多数资料却大大小于214里？其根本原因：一是多数资料的作者没有注意到1858年（清咸丰八年）签订不平等《中俄瑷珲条约》时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长度。二是忽视了自1858年5月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至1900（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俄难”42年间由于沙俄侵略者不断蚕食、江东六十四屯长度不断缩短的事实，不恰当地运用了被沙俄蚕食后的数字。

在记述江东六十四屯的宽度问题上，除了《黑龙江志稿》中有“广九十里”的记载外，其他的记载均与事实相差很大。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作者忽视了沙俄侵略者自东向西侵略，致使江东六十四屯东西宽度步步缩小的事实。有《北缴纪游》为证：1879年（清光绪五年），“俄人愈众，开地愈广，将满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牧厂（场）侵占，不容满洲屯人牧放牲畜”。

1883年（清光绪九年），俄人“不照会中国官员，自由补丁屯后起向石头泡子西，占地十余里；至大泡子、托力哈达屯西止，划犁记两道，计占去熟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尤多，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又于犁地内划占霍尼音胡尔哈达地四屯草甸，长十七、八里，宽七、八里不等”。同时，“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而彼国犁记由大泡子向西北而下，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这就是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东西宽由“广九十里”缩到“七十里”，最后到“五十里”的原因。

综上所述，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南北长应是214华里，东西最宽应是90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