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Locutionary Act

基本简介

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它是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

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是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它是在说某些话时所实施的行为。

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是通过某些话所实施的行为，或讲某些话所导致的行为，它是话语所产生的后果或所引起的变化，它是通过讲某些话所完成的行为。

发展

美国的哲学语言学家约翰.舍尔(Searle）对言语行为有了深入的探讨，参考实施言外行为的恰当条件（准备条件、诚意条件、命题内容条件、根本条件）对言语行为间接指令进行分类。对实施间接指令的各种方式即“指令”这一行为所涉及的几个因素出发考虑：说话人（发出指令者）、听话人（指令对象）和说话人想要听话人去做的动作。例如，在餐桌上请别人递一下盐瓶，可以有以下各种间接的形式。

以说话人为出发点：

a）陈述愿望 I would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b）询问愿望 * Would I like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听话人为出发点：

1a）陈述能力 You can pass me the salt.

1b）询问能力 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2a）陈述意愿 You want to pass me the salt.

2b）询问意愿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salt?

3a）陈述将来的动作 You will pass me the salt.

3b）询问将来的动作 Will you pass me the salt?

以动作为出发点：

a）陈述理由 The soup is not salty enough.

b）询问理由 Wouldn't it be a good idea if we add some salt to the soup?

他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每一类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目的。这五大类是：阐述类：陈述或描述说话者认为是真实的情况；

指令类：试图使听话者做某些事情；

承诺类：说话者自己承诺未来要有一些行为。

表达类：表达对某一现状的感情和态度。

宣告类：通过说话引起骤变。

每一类中的行为都有同样的目的，但具有同样目的的言外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言外之力。评价结果[1]

有部分学者，如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Wilson,1986a) ，对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言语行为理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而对列文森（Levinson,1983:226）的观点，既“言语行为与前提、含意一样，是任何普通语用学理论必须解释的主要现象”，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家们关注的大量现象对语用学来说没有特殊兴趣”（Sperber Wilson,1986a:243）。

20世纪90年代初期，托马斯（Thomas,1995）详细地分析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后指出，该理论之所以对语言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A.在真值条件语义学受到挫折时推出《如何以言行事》一书显得很及时；

B.他的观点清楚易懂；

C.虽然他对自己的观点前后作过改变，但他的作品始终保持一条连贯的思想主线；

D.他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仍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足与问题

施为假设问题

言语行为不仅可以叙事、指事，还可以行事，传递语用用意或施为用意。不管话语中的施为用意是显性的或隐形的，凡是认为施为用意总可以通过施为句表现的观点，就是施为假设（Sadock,1988年）。

可见，持这一假设的学者认为，施为句包含或者隐含施为动词、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然而，只有施为动词假设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A.存在可以将施为动词与其它动词区分开来的形式或语法手段；

B.施为动词的出现不一定能保证某一行为的实施，如仪式性施为句和协作性施为句，就受必要的合适条件的限制，否则便不能以言行事，元语言施为句也会产生类似问题；

C.没有施为动词同样可以以言行事。

这一假设受到了间接言语行为的直接挑战。这为后来塞尔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

社会文化特征问题

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解释句法学、真实条件语义学等无能为力的很多语言现象。可见，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任何理论又都存在不完备性。

在一定程度上，奥斯汀与塞尔都坚持言语行为的规约性或惯用性，但塞尔同时强调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他认为，礼貌是使用间接言语行为（比如“请求”）最重要的动因，不过他忽略了影响言语行为礼貌程度的社会文化特征。

Koyama（1997年）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认为言语行为的基础“说话人”和“听话人”这样的概念也具有文化特色，以致在人类交往和语言使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会表现不同的特征。

罗萨多（Rosaldo,1982年）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忽略了重要的情景和文化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知道怎样说话就等于如何以言行事，以及何时以言行事。以此为据，他反对塞尔将言语行为划分为：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等），因为这样的分类不是语言使用中跨文化分类（cross-cultural typology）的基础。

同时，在分析了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料以后，

威尔日比卡

（Wierzbicka,1985年）指出，许诺、命令、警告等言语行为在英语里是通过常规方式实施的，而在有的语言中则具有文化依附性，因而应该强调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殊性。

制约条件问题

在对言语行为进行评论时，

梅伊（Mey,1993年）也认为，应该将言语行为与人们所处的社会语境（societal contexts）结合起来。进而，他提出从社会和语言两个角度考察的“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这一概念。

从社会的角度看，言语行为应该涉及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比如说话人接受的特殊教育、年龄、性别、职业等，这些制约因素就构成了交际中人们背景信息的一部分。

梅伊关注的是可以用来实施某一语用行为的语言形式，也既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语言形式去设施语用行为。

维索尔伦（Verschuern,1999年）看来，这就是语言顺应性（adaptability）问题。言语行为是语用行为的一部分，其理解需要依靠语境条件和交际目的。因而，语用行为是受语境条件制约的、是顺应性行为。语境包含了社会习俗、文化、社会结构，或者合适条件。

在这一观点支持下，梅伊认为以前的言语行为理论就不能对言语行为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