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宁，（1916---2006）生于上海，是梁启超的第四女。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结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上海

梁思宁

广东新会

女

中国

1916年

2006年

军事

南开大学

1941年，梁思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物简介

1948年，章梁夫妇被诬陷为叛徒，罪名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干休所内。

2006年病故。

战火重生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活跃于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然而，有谁能想到，他的女儿—一位从名门闺秀走上革命道路的老战士，就淡泊平静地生活在我们身边。虽然她历经沧桑，却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怨无悔。

梁思宁一家

6月的一天，在省城益寿路一家干休所的居民楼里，记者找到了梁启超的小女儿梁思宁的家。

敲门而进，见里屋门口站着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她把我让进屋里，尽管腿脚不是很灵便，但她精神很好，尤其是那双眼睛，坚定而深邃，不像是年近九旬的人，这就是梁思宁女士了。我打量了一下屋里，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家具、陈设都很简陋，没人能想象得出主人的父亲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更没人能想象得到面前这位普通的老人就是当年具有传奇色彩的名门闺秀。

尽管老人的丈夫章柯先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身体不是很好，她的记忆力和听力大不如以前了。然而，谈起当年的往事，梁思宁仍然记得相当准确，仿佛历历在目。

往事如烟

梁思宁女士今年已经89岁了，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1916年梁启超去南方策动蔡锷发动护国战争时，她出生在上海。

梁思宁的生母叫王桂荃，她是梁启超第二个夫人，其身世悲惨。王桂荃从4岁到10岁被人拐卖4次，最后一次被卖到清末名臣大学士李端棻家里。后被其堂妹李蕙仙看中，带回梁家当使唤丫头。

李蕙仙是梁启超的第一个夫人，她出身名门贵族，知书达礼，思顺、思成、思庄是她所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桂荃虽然出身贫寒，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勤奋好学，很快学会一口地道的东京话。她成了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并负责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1924年，李蕙仙临终前把几个孩子托付给王桂荃。梁家儿女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这样评价她的婆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女子，对孩子们百般慈爱，梁思成就是依在娘的身边长大的。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子……

在梁思宁的记忆里，父亲好像总是在写东西，不停地写，边写还边“呵呵”地喘。写完以后就自己大声地念，有时也让已经成人的大哥、二哥一起看阅。大家都开玩笑地喊三哥叫“盗墓贼”，因为他是学考古的，常年不在家。四哥从军，也很少回来。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工作，年龄小的孩子们很少能见到父亲，有时来了客人，父亲让他们收拾整齐到前面去见客人；有时不是很忙，把孩子们叫来和他们玩一玩。梁启超是一位慈父。1926年8月22日，梁启超给儿女的信中是这样开头的：“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其舐犊之情可见一斑。

有一次梁思宁和五姐在花园里推小车玩，两人一起摔倒，梁启超赶来一手抱起五姐，一手抱起梁思宁，替她擦干眼泪，又轻轻吹着五姐摔伤的额头。在孩子里面，父亲最喜欢她和八弟梁思礼，因为他们在女孩和男孩中是最小的。梁启超常叫着他们的小名，五姐叫“小五”，梁思宁叫“六六”，八弟叫“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意思）。

梁思宁13岁时，梁启超在北京病逝，她从天津赶往北京奔丧。父亲躺在灵床上，像睡着了一样，八弟思礼当时不满4岁，梁思宁抱着他去瞻仰父亲的遗容，思礼还以为父亲在睡觉，一个劲地叫：“爹爹快起来，娘叫你去吃饭。”

投奔光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梁思宁正在南开大学读书，没想到学校被炸，她失学在家。当时，日军和“二鬼子”在天津胡作非为，年轻的女孩子被他们看见就难逃厄运。梁思宁不敢随便出门，只好天天呆在意大利租界的家里，盼着有一天能冲破这牢笼。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铁皮仓库。有时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里面发出阵阵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这更加深了梁思宁对那座仓库的好奇。

一个夏天的晚上，梁思宁与母亲散步，突然有人拉她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她低头一看，是一个残疾人，母亲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原来，他是大学生，学校被炸，本想找份工作，无意中走近了那个铁皮仓库，出来几个日本人把他强行拉进去，让他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膝盖很快被烤焦，等他醒来时，他的腿已经成了直角三角形，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原来这座仓库是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她与母亲听后，泪流满面，给了青年一些钱，就匆匆回家了。回家后，她给梁思懿写信：“我再也受不了亡国奴的生活了，快帮我‘逃’出去吧。”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她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燕京大学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与她的同学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1937年，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并南下抗日请援，后被组织派驻上海，从事女工工作。1940年3月，梁思懿回信说：“好机会来了，王若兰现在天津，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

王若兰已经改名叫康英，当时回到天津生孩子。对“革命”、“根据地”、“亡国奴”等字眼一知半解的梁思宁，满怀追求理想、追求新生活的信念，见到分别多年的王若兰，向她诉说了心中蕴藏已久的愤懑，并表达了要跟她走的决心。康英惊奇地看着梁思宁：“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还经常没饭吃，在战斗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梁思宁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因为怕母亲担心，思宁谎称是去上海读书。为了减少麻烦，4月6日动身那天，王夫人特邀好友丁懋英大夫亲自驾驶她那辆插有美国国旗的轿车为她送行。行至塘沽码头，日本兵上前盘问，王夫人下车用纯正的东京话对答。日本鬼子以为遇到老乡了，还连声说：“老太太，你的东京话讲得真好。你是东京人吧？”说完挥手放行。梁思宁和康英乘上一条天津直达上海的班轮，经过一天一夜，于4月7日抵达上海外滩码头。

梁思宁到上海后，梁思懿与康英研究了奔赴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乘船经宁波，辗转到金华，再到皖南。临走时，思懿嘱咐思宁：“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你很幸运，参加革命有康英这样的引路人，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三人挥泪而别。梁思宁在康英的带领下，一路险象环生。因为在途中丢失了证件，她们在金华被国民党软禁了7天。康英带领梁思宁沉着应付，她们巧妙地与金华的三派特工人员进行周旋，最终脱险。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限，又经过兵站转送，终于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梁思宁与康英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

陈毅：我有两个特殊的兵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一次会议上，陈毅遇到了梁思成，陈毅说，当时在我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在战地服务团，梁思宁从事宣传工作。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哪有这样的部队啊？开会、吃饭大家都很平等，生活上没有官兵之分，和国民党的部队一点都不一样；还整天唱唱跳跳，充满活力和激情。”说着，老人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旗帜……”她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仿佛又回到了那血与火的年代。战地服务团的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所以演出很受欢迎。

在战争年代，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1940年5月，战地服务团在一天夜里过敌占区公路时与一日军巡逻队交火，梁思宁的战友李敏身中数弹牺牲。亲眼目睹朝夕相处的战友倒在自己的身边，无疑是惊心动魄的，她明白了临行前姐姐告诉她的“进则生，退则亡”的全部意义。

1940年7月，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带梁思宁等3位女战士，去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家里做客。席间，李明扬与太太问梁思宁：“你父亲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你是位大家闺秀，怎么舍得离开舒适的家，出来讨苦吃？”梁思宁说：“现在这个家庭比原来那个家还要好，同志们精神抖擞，团结战斗，要说苦，再没有比当亡国奴更苦的了。”梁思宁这位新战士成功地做了一次统战工作。

当时，陈毅经常到服务团来，梁思宁回忆，陈老总没有架子，像家长一样问长问短，同志之间一点距离也没有，大家见面亲得不得了。

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1941年，梁思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七战七捷后，梁思宁随部队来到了山东解放区。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人事处处长安鼎铭做红娘，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章柯结婚，从此携手半个多世纪。章柯，一二九运动时曾是开封的学联纠察队长，也是一位从青年学生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

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只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使她35年来一直生活在沉重的阴影之中。济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对于梁思宁来说，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别人的冷落和误解。她没有因坐冷板凳而消极等待，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单位，打扫卫生、分发报纸、整理文件。有时碰上发福利，80多人的瓜果她一个人承担，平均分配，然后用自行车驮着，挨家挨户给同事送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35年，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梁思宁依然坚持着。在这些岁月里，如果没有章柯的支持，梁思宁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度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宁自然也有情绪高低起伏的时候，章柯总是给她分析形势，帮她确立生活的勇气，他们坚信错误总有被纠正的一天。1982年，梁思宁终于平反了。章柯先生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一样有了错误就改正，我们的政党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宁说：“共产党能改造人，改造社会，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的人生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两位老人对今天的生活感到很满足。他们朴素淡泊、沉静平和，在平静的相依相守中，两个老人经常回忆起携手半个多世纪来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无悔选择

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梁启超的女儿即是本文主人公——梁思宁。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儿就生活在济南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几乎有些不相信。这年头大小媒体无孔不入，丁点儿事儿就会炒得浮土漫天，哪里还容得隐士藏身?然而，就在记者节这天，在山东大学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章安秋老师的引导下，我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她就住在学校南邻益寿路上的干休所内，章老师是她的二女儿。

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宁女士生于1916年，比起同龄人，步履还比较轻捷，但听力、记忆力都有些衰退。她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父亲去世时，她才只有13岁。

眼中父亲

谈到对父亲的印象，她用手做了个握笔的姿势，描述说“每次去书房，一推门，就会看到父亲站在大大的写字桌前，拿着一枝笔，一边写字，一边‘咳、咳’地咳嗽。他总是在书桌前写东西，写得很快，好像不费力一样。”“他喜欢每一个孩子，但是他总是很忙，很少带孩子玩。有时高兴，就会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叫到他身边，领着我们玩。他对最小的儿子思礼特别宠爱，我是最小的女儿，他也很娇惯我，有时会抱抱我。”“父亲曾经请他的一个学生专门教我们，我们就停学一年在家，跟老师学了一年古文。”“父亲临终时，把所有能叫到的孩子都叫到了他身边，可是他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躺在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老人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朗润，字正腔圆。

谈到父亲对子女的教育，老人说，大孩子受父亲的影响比较深，二哥(思成)、三哥(思永)、四哥(思忠)等都曾在治学、做人方面得到父亲的直接教诲，而我们这些小孩子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毕竟很短。“倒是我母亲，负责带孩子，父亲去世后，她就支撑着整个家。”

家世介绍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大太太李蕙仙，二太太王桂荃。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李夫人出身名门贵族，善诗书词章。王夫人出身贫苦，少时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夫人在这里很快学会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并开阔了眼界，接受了现代西方新思潮。后来又学会了读书看报，写些简单的信。她既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支撑着整个大家庭的生活，又非常理解、支持梁启超的事业。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把几个孩子托付给王桂荃。王桂荃待他们视同己出，精心抚育他们长大成人。孩子们都非常孝顺她，认为她是“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在老人缓缓叙述那些陈年往事时，我仔细端详她，面部轮廓线条分明，深邃的眼睛，既有母亲端庄大方的遗风，又凝聚着父亲洞察一切的神韵。

别无选择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惟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华北虽大，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刺啦啦地冒出火燎皮毛的呛人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令她万分苦恼，时时想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环境。弟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游行示威的领袖。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日本鬼子的一记耳光(会见康大姐的路途中，过卡子口时被日本兵所打)，更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天津沦陷区这个人间地狱。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1940年4月6日，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线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三人挥泪而别。

新四军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了七天。她们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达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1940年5月的一天夜里，部队过一条敌占区公路封锁线时，和日军一支巡逻队相遇，受到敌人袭击。当战地服务团战士向前冲时，思宁亲眼见到许多同志在自己身边中弹倒下。刚刚参军20多天的她，经历这样的场面却是惊心动魄，但她身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这个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生死搏斗，也真正理解了康英大姐和思懿姐所说的进则生、退则死的涵义。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他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小话剧、活报剧等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记者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坎坷人生

战火中梁思宁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1941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她的父亲梁启超代表着19世纪末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同父辈一样，也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最革命最先进的力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父亲梁启超没有带给她任何荣耀，却始终是她命运中的阴影。

随着部队转战，后来梁思宁来到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同志相识结合。1948年，丈夫发现了三个叛徒，要向组织汇报，可是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章梁夫妇是叛徒，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罪名竟是“梁启超的女儿!”三个真正的叛徒当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而梁思宁是叛徒虽查无实据，是梁启超的女儿却千真万确!这个无可更改的事实，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

1948年，梁思宁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我冤不冤!我怕自己气疯了，就长期劝自己坚强。丈夫也对我说，将来总会有结果的。”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那种被视为异己的排斥，“我做最苦最累的工作也不说什么，什么苦我都能受，我想我是党员，要按党员要求自己，就算不是党员了，也要按党员的要求去做。但每逢开会就让我躲得远远的，不让我参加，这我受不了。”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学生的领袖，是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妻子对党绝无二心，于是一再替妻子申诉，为此，“文革”中被“造反派”诬为“翻案老手”，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这里，老人露出一丝苦涩的笑。

1948年至1983年，梁思宁从32岁到67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能干事业的年龄，就这样蒙上了阴翳。但梁思宁并没有消沉，她一边努力做好分给自己的那份工作，一边尽力照顾好五个子女，不让丈夫分心。同时，她以极大的意志，抵御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她也见到过许多受不了冤屈而走上绝路的人，“那不值得。人，不遭一点难，不算过一辈子”。她眼睛注视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历史会告诉你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是凭着对党对人民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捱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捱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年近古稀之时，终于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说到这里，坚强的老人声音哽咽了。

我想知道老人到底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之路，便问她，“如果当年不离开天津，会怎么样呢?”老人立即反问我，“不离开?当少奶奶?嫁人当太太?找个汉奸我不干，找职业根本办不到，尤其是受不了日本人的气!”看得出，即使屡遭磨难，历尽坎坷，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始终无怨无悔!

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我一直感到这样一位名人的后代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是个谜，与老人深入交谈后便知原委。“他们来采访我，都问‘梁启超的女儿’怎么怎么，梁启超的女儿又怎样?名人的后代不要把祖先的光环加在自己身上，个人的历史要靠自己写，不能靠祖先。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老人酷似父亲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威严四射，语言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但我还是想说：到底是梁启超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