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1968年3月22日巴黎农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此后，学生抗议活动迭起，至5月初发展为高潮。5月3日，学生再次集会，警察进行干预，导致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法国许多省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他们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 5月12日巴黎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此后，政府强行关闭各大学。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千百万工人群众加入运动。首先是巴黎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法国。数百万罢工工人占领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扣留经理等资方人员，致使全国的铁路、空中、海上的交通中断，生产、通讯全部陷于停顿，整个法国的经济生活处于混乱状态。5月24日，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勿忙赶回巴黎，发表电视演说，呼吁全国恢复秩序，许诺起草改革计划，提供公民投票裁决。5月27日，法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复工协议。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演，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由此，各地风潮趋于平静。6月下旬戴高乐派在选举中赢得大多数席位。

五月风暴

1968年5—6月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

戴高乐

背景原因

其发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则是-在于当年工业化国家在二战结束全力政经发展之后三十年

黄金发展岁月后，由于整个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是在戴高乐总统统治后期法国经济失调社会危机严重，执政党派内部出现分裂等原因。）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事件过程

首先，1960年代的法国学生深受中国毛泽东精神及古巴格瓦拉革命的感召。再加上法国当时大学生人数激增，然而在同时，整个法国大学的硬件设备却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加，因此教学品质也非常低落。1958年第五共和开始的时候，法国有大学生十九万六千人，然而到了1968年已经增加至五十七万人。对现况的不满，加上革命精神的感召，一群学生乃借机于3月22日开始占领巴黎地区的大学。随着学生运动持续扩大，法国教育部决定于5月2日关闭各大学，巴黎索尔邦大学则于5月3日被警察封锁并且关闭。学生们则于5月10日在拉丁区巴黎索尔邦大学与防暴警察直接冲突，造成一千五百多人受伤。随着冲突的扩大，法国工会与左派政治人物开始声援并且加入学生运动(例如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总理Pierre Mend`es France)，到5月13日就达到大约二十万人。而5月14日起，法国整个社会则陷入瘫痪状态，九百万人响应进行罢工，并且占领工厂。戴高乐总统则于5月24日之电视演讲中，表示愿意进行公民投票，进行大学，经济与社会改革，但是并没有得到人民热烈的回响。

从5月27日开始至6月30日，法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学生与工人持续示威抗议，

并且反对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导之下，资方与工会代表所签署的劳资协议。戴高乐总统甚至认为情况已经失控。左派政党与政治人物则宣称可以负起政治责任，组织临时政府控制局势。而戴高乐总统甚至于5月29日自总统府失踪，前往德国之法军驻守地Baden-Baden，声称要确保法军在德国之纪律，然而却造成法国国内更大的恐慌。所幸，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再度出现在总统府，并且透过收音机以异常坚定的口吻宣布解散法国国会重新进行选举，并且呼吁法国人民发挥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选的政府。在戴高乐总统呼吁完之后二个小时之内，五十万公民随即走上街头，在香榭丽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乐总统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乐总统的坚定宣示成为法国政治危机结束的开始。在随后的六月里，示威与工厂占领逐渐减少与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国会解散后之选举。本来1968年的抗议示威可能造成仅有十年历史法国第五共和国的结束，然而6月23日与6月30日的国会选举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戴高乐右派竟然赢得人民46%的支持，并且在国会获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国的危机因此完全解除，戴高乐任命新总理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积极进行学生与社会所要求的各项改革。[1]

口号锦集

1、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

2、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3、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4、行动一定不要是反应，而是创造。

5、我持有对现实的愿望，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的实现

6、禁止去禁止

7、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8、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

9、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

10、商品是人民的鸦片。

关于五月风暴的书

《东风》

内容简介：

◆2012年《金融时报》最佳历史类图书 ◆托尼·朱特与迈克尔·沃尔泽一致推荐 ◆解读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 揭示“五月风暴”中的中国因素[2]

文化影响

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

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萨特直接并且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团体中最大的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在法国毛派分子转入地下进行活动之后，而萨特仍然在领导和参加毛派团体的活动，担任并且指导报刊杂志《人民之友》和《宇宙》。

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了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了游离和躲避。

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学生们作出了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3000人的会场挤进了7000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他们则辛辣的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

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了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公开声援学生。在索邦，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了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

被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了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是“红五月”的胜利者，但由于他们坚持“不能把卢梭投进监狱”的做法，整个法国知识界的左倾传统仍然保持着，虽然此左倾已非彼左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边的少数学者却几乎无一例外受到排挤，道理很简单：在68年以后的十几年里，当年“红五月”的骨干，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各学术机构的中坚。

与“红五月”关系最密切的法国电影界在“红五月”之后一度掀起了政治狂潮，一些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组，如“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等纷纷成立，他们推崇古巴革命或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但这股风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亚纳所言，作为革命青年，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热情；但作为电影人，他们对中国“文革”电影和样板戏的艺术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电影手册》迅速重返艺术领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组也迅速消失。但法国电影却从“五月风暴”后彻底改变了面貌，艺术家们似乎从革命中找到了艺术与生活、个性与商业化、思想性与可看性和谐统一的真谛，法国电影也继续扮演着与好莱坞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同时，表现、反思“红五月”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70年代初的《妈妈和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

五月风暴里的宣传画、涂鸦和口号令行为艺术名声大噪，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然而对这一切贡献最大的情景主义国际却在“红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理论上虽然正确，但实践手法却远不成熟，所以组织应该结束了，因为“情景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宣传画，如今正被无数仿冒者复制、模仿，投入到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去赚取原创者们所坚决反对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