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堂事变，是指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由，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逮捕。事后，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人，结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均遭到法院审判。

怀仁堂事变

中南海怀仁堂

四人帮被逮捕

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背景

批邓风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为针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损失，党内的一群有识之士对党内事务和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1]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 但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 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事件过程

计划提出

1976年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未经中央授权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与叶剑英商议，继而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告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9月11日，在事前电话约定后，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到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在不到十分钟的谈话里,他向李先念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并请求叶剑英的协助。当天华国锋又请求汪东兴给予协助，汪东兴同意了。

9月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外出，转往西山叶剑英住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叶基本同意。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谈话内容和叶的态度。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华国锋以此将中立的纪登奎排除在行动以外。

9月17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主要议题为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以及毛远新是否需要回到辽宁。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发生争执。之后华国锋又获得了陈锡联、苏振华二人的支持。

叶华商谈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讨初步方案。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方案。吴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决的形式，经商议确定采用逮捕。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

9月29日夜11时，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主要讨论国庆节的各项活动安排。期间江青要求散会，留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六人。江青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人去处理，但华国锋没有回应。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当晚，汪东兴、华国锋、吴德三人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交谈。华国锋之后秘密召见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获得了支持。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等三人最终敲定了方案。

实施计划

10月6日下午，汪东兴对行动人员召开短会，下午5时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也有小型会议分配任务。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于18点半、19时20分和19时40分到达怀仁堂。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张春桥先到场，顺利被抓捕；王洪文企图反抗被控制；姚文元只说了声“走吧”，就跟着士兵离开。江青则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201号楼被宣布“隔离审查”，江青在宣读后对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然后写了一封信，密封好后交工作人员。后江青由红旗防弹轿车运送至秘密地点软禁近8个月，再转至秦城监狱。同时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也被捕。22时，耿飚到达广播局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了邓岗，然后派人迅速控制了电台和电视台。同时，对行动总结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

10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继毛泽东以后的最高领导人。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列举“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事件结果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是集团的头面人物。但是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使得“四人帮”的核心是江青。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放在了第四位。

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四人帮”被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80年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书记员到秦城监狱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历史评价

1977年7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粉碎“四人帮”作出评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作出了评价：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事件影响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