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德孟，1940年9月11日生于越南北太省。1986年12月越共六大上，农德孟当选为越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年3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1991年7月越共七大、1996年7月越共八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1月起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农德孟

侬德孟、侬德命

越南

河内中央农林中专

男

1940年9月11日

林业专家，越南共产党总书记（2001年-）

越南共产党

简介

农德孟(Nong Duc Manh) 1940年9月11月出生于越南北(氵旁加件)省纳星县强利乡，岱依族人。1958年4月参加革命，1963年7月加入越南共产党。农德孟河内中央农林中专毕业，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66年至1971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留学。1958年至1965年在基层林业单位工作。1972年至1974年在北太省林业厅工作，之后到阮爱国党校学习。1976年至1997年历任北太省省委委员、北太省林业厅副厅长和厅长、北太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委书记、中央民族部部长、第八届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和第九、十届国会主席等职。1986年12月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9年3月在越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1991年7月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96年7月在越共八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国会工作。1998年1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001年4月22日在越共九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1]

农德孟于1994年2月和2000年4月率越南国会代表团访华。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他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3年4月来华进行工作访问。2006年4月，他在越共十大再次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2011年1月19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选举产生了越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农德孟和国家主席阮明哲准备退休，没有入选。

从政经历

农德孟1940年9月11日出生于越南北太省， 1963年加入越南共产党。 曾在原苏联留学。1976年至1992年，历任北太省省委委员、省林业厅副厅长和厅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委书记、中央民族部部长和国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先后任越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9月起，他连续当选第九届和第十届国会主席。2001年4月，在越共“九大”上农德孟以“全票”取代黎可漂当选为新一任越共总书记。

农德孟的当选应该说颇让人有些“意外”，因为黎可漂在1997年12月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后实际在位时间只有不到三年半，尚未完成5年的完整任期，黎可漂也因此成为自1976年越南统一以来除长征以外在职时间最短的一位越共最高领导人。农德孟的“异军突起”除了与黎可漂当政时期种种政策方面的失误之外有关外，农德孟自身所具有的诸方面有利条件也对其最终问鼎总书记的宝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越共在党内大力提倡逐步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一大批年富力强并拥有专业技术技能的干部相继被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农德孟本人当选越共总书记时年方60岁，属于越共党内没有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新生代，且他早年曾在前苏联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学院学习，拥有林业工程师的技术职称，符合越共领导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的客观需要。而黎可漂作为越南党、国家和政府“三驾马车”式集体领导体制中唯一一位年过7旬且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领导人，其政治前景无疑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农德孟年轻有朝气，在政治上持温和的中间立场，倾向于改革，为党内各方所接受，被称为“稳健”的改革派人士，善于弥补各方矛盾，处事灵活，是越共党内开明的务实派。他还有在地方和中央长期的工作经验，为官清廉正派。在其担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在他的领导下，作为越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加强了对政府的工作的监督，在农德孟的要求下，国家电视台多次对国会重要会议和国会对政府部长的质询进行实况转播，由此改变了国会以往在老百姓心中“橡皮图章“的印象，使国会成为“公平、民主、有活力的论坛”，在越南当时沉闷的政坛刮起了一股清新之风，农德孟本人也由此深得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一致信任，其才干和工作能力也受到老一代领导人的赏识。

2001年2月，越南中部高原地区的部分省份相继爆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抗议示威活动，而由于农德孟本人出身于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岱依族，在发生少数民族骚乱后的关键时期选择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团结越南各族人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农德孟成为越共建党70年以来第一位具有大学学历和少数民族出身的总书记。

农德孟2001年成为新一任越共总书记后，继续越南的革新进程，改革事业各方面均有所突破。

2011年1月17日，河内，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阮明哲、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富仲在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大会17日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人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胡德越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资格、提名等事宜作报告。 越南之声电台网站报道，经过讨论，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候选人名单，其中，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 越共中央委员会设中央委员175人，候补委员25人。大会稍后举行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18日公布选举结果。其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富仲和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当选。这也是越南“三驾马车”的最新成员。其中，阮富仲可能担纲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张晋创可能出任新的国家主席；现任总理阮晋勇连任。其他当选者包括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阮生雄、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农德孟和国家主席阮明哲准备退休，没有入选。[2]

主要政绩

一、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明显“提速”

自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在党内大力提倡逐步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农德孟上台后，干部的年轻化速度更为加快。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一直由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一代领导人所掌控。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选举时年71岁的阮文灵为总书记，其他两位主要高级领导人即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的年龄更是分别高达79岁和80岁；1991年6月，年逾74岁的杜梅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新的越共总书记，到1992年9月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时，越南党、国家和政府的三位领导人即越共总书记杜梅、国家主席黎德英和政府总理武文杰的年龄分别为75岁、72岁和70岁。1996年6月召开的越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干部队伍的梯队建设问题，规定今后凡年龄在55岁以上者不能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1997年9月越南国会选举产生了新国家领导人，60岁和63岁并具有大学学历的陈德良和潘文凯分别接替年事已高的黎德英和武文杰担任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这也标志着越南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工作初步完成。2000年10月，越共元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黎德英、武文杰致信越共中央，建议超过70岁的越共政治局成员应当在党的“九大”上退休，越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规定以后年龄在65岁以上的政治局委员不得连任，同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0岁。

农德孟2001年任总书记后，越南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越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原有15名成员，其中1名已去世，之后一直保持14名成员。在本次越共“十大”上，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和国会主席阮文安等8人均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仅保留了包括总书记农德孟、政府常务副总理阮晋勇和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在内的6人。新补充了包括现任副总理范家谦等8人。

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都充分体现了年轻化的要求。新进入政治局的领导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年龄在60岁左右。而新当选的79名中央委员中，多数也在50岁上下，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委员占81.3%，高于上届的75.8%。

二、反腐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执政党，越南共产党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也是越南革新开放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实行“革新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也愈加严重。据越南媒体报道，仅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各省和中央直辖市先后查处干部贪污案件8800多起，涉案官员包括几名在职正副部长在内共计约1.2万多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逾1.4亿美元。

农德孟接任越共总书记后对违法乱纪的党员进行严惩，公开曝光了一批涉及高官的反腐案件，包括一些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严肃处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腐败案件仍层出不穷。因此，越南正寻求一种机制来全力遏制腐败发展的势头。农德孟在越共十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加强预防腐败行为和开展反腐败、反浪费斗争是社会的迫切需求，同时也表明了越共在反腐问题上坚定的政治决心。农德孟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后当天在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反腐斗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既要依法严惩和不放过任何腐败分子，也要避免造成冤案。要考虑建设、完善反腐机制和法规，以避免管理上出现漏洞。反腐斗争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一个单位和每一个人做起。同时，还要重视预防腐败的发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反腐斗争。

越南最近已颁布首部《反贪法》杜绝贪腐，规定官员及其亲属必须申报资产，若发现政府部门机构官员贪赃枉法，相关主管和经理都将受到惩治。为净化民风，取缔声色犬马，越南政府去年底已暂停审批新的酒吧、卡拉ＯＫ和舞厅。

三、“河内之春”已经开始？

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和中国一样一直强调经济改革，避免直接提及敏感的政治改革。1979年，越共第一次接受了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海防等一些农村地区试行了分田承包。1986年，进一步提出了“革新开放”，其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商品流通控制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989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一项长期政策”。越共八大更进一步指出“商业化生产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是人类取得的成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和之后都有存在的必要”，2001年越共九大，最终出台了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概念。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人民的温饱问题很快得以解决，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制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政治瓶颈也逐渐显露。以农德孟为首的越共中央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深化必须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依托。正如农德孟在越共十大的报告中所说的，越南社会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和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质量、效果、竞争力较差，经济结构转变缓慢等。

在此次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了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两位候选人参选总书记，经过差额选举产生了越共新的最高领导人，此举极为罕见，也震动了国际媒体，被认为是启动长期冰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曲。越共十大4月23日按差额选举产生了181人组成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候选人207名，包括自我推荐的2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原定选举25人，但因只有21人得票过半，大会决定不再进行第二轮选举。

越共十大还将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明确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在十大正式召开前，越共全文向公众公开了含有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十大”政治报告草案，征求社会对草案的意见。在报告草案中，除了国企转制、贫富分化等经济、社会问题之外，草案重点谈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像国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作为对党起重要监督作用的祖国阵线、人民团体现在还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长”，越共党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党在教育、医疗、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领域思想僵化，民主规则被破坏等等。越南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评价，人民纷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互联网等方式建言献策。据越共中央办公厅统计，在草案公布的一个月时间内，办公厅就收到各方面的来信1400多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至于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越共发起的这场讨论不仅把越南对改革的认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越南人真切地感觉到，越南政治体制的改革已越来越近了。越南的经济改革始于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但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已走到中国前面，甚至有一些媒体惊呼经济改革是“越南学习中国”，而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要学习越南”。

当选原因

农德孟之所以能在2001年四月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越共新“掌门人”，除其已具备担任这一职务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要求外，农德孟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条件，对其最终问鼎总书记宝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农德孟本人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同时有学历、有知识，符合越共所大力提倡的领导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农德孟当时不到六十一岁，年轻、有朝气、精力充沛，属于越共党内没有直接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新生代。与此同时，他还是越共建党七十一年以来首位具有大学学历的最高领导人。至此，越南党、国家、政府的三个最高职务都已由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担任。

越共九大前农德孟在越共十八人政治局中已排名第四，仅次于黎可漂、陈德良和潘文凯，在党内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这为他进一步晋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农德孟1940年9月11日出生于越南北滂省纳星县强利乡的农德孟，其成长经过、奋斗历程、政治生涯，和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履历基本相似，自人生早年时期即参加革命并入党：农德孟在1958年4月参加革命，于1963年7月加入越南共产党。

农德孟出生于越南北部，符合越共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地区分配的基本原则。现任国家主席陈德良和政府总理潘文凯分别来自越南中南和南部地区，因此党的总书记按惯例和传统要相应地由北方人担任，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农德孟无疑符合这一基本条件。

农德孟本人在政治上持温和的中间立场，倾向于改革，易为党内各方所接受。农德孟本人一直被外界视为稳健的改革派人士，属党内开明务实派。越南高层希望通过此举进一步向外界显示越南继续革新开放进程的决心，吸引外国投资。

由于农德孟本人出身于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岱依族，因此在当时发生少数民族骚乱后的关键时期，选择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团结越南各族人民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农德孟也因此成为越共建党七十一年以来首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总书记。

自从2001年4月农德孟出任越共总书记之后，世人都很关切他把越南引向何处。农德孟有专业背景，而不是来自越共的意识形态领域。因此，那些希望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人对他寄予厚望。农德孟在被视为“政治黑马”的同时，也被人看作越南改革的希望所在。因为农德孟在担任国会主席期间，他公开批评政府的声调越来越高。

评价

在越南的政治双轨制中，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越共，农德孟显然为越共树立了一个更为现代化的形象。由于农德孟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显露头角，有人猜测他是越南国父胡志明的儿子。当有美国记者问他这个问题时，农德孟曾诙谐地表示：“越南人民都是胡志明主席的儿子。”

农德孟稳健而波澜不兴的政治经历足以表明，他是一位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政治领导人，与他的前任——黎可漂得以登上越共总书记的火箭式蹿升，有着明显不同之处。

但农德孟与众不同、最为重要的特别之处乃在，其出身背景是来自一个越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岱依族，而不是占据越南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大民族──京族。

恰如前苏联最强势的领导人斯大林并非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人一样。这一点，让农德孟看似平静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丝传奇色彩。

从学养经历来看，农德孟又有着明显的专业技术背景。毕业于河内中央农林中专的农德孟，曾作为一名称职的林业工程师，在林业部门的基层单位工作长达八年之久，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人的理工科学习生涯和工作经历非常相似。农德孟还与江泽民一样，有过留学前苏联的学习背景，1966年至1971年曾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留学。

农德孟为人温和谦恭，仪表风度文质彬彬，能言善辩重视理论工作，深受各界好评。

在农德孟看似平淡无奇的政治履历表中，人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个有迹可循的事例，那就是农德孟曾从第八届国会的一个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一举跃升为第九届国会主席，说明农德孟确实具有一定的创造奇迹的政治爆发力，而时任越共总书记的杜梅对农德孟青眼有加，大力提携。

九之后，正是已经退居幕后担任越共中央顾问一职的杜梅，在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让农德孟得以取代任期不足一届的黎可漂，成为越共历史上除胡志明外最为年轻、也是第一位来自少数民族的中央总书记。

对于中越关系，2005年底，农德孟在与胡锦涛的会谈中主动提出，越南党、政府、人民十分重视按照十六字指导方针和“四好”精神，发展同中国全面、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使“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双边关系更加巩固。

越南党和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把头等优先发展越中两党两国关系视为一贯政策，全面推进越中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使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不仅仅是越南的过去与未来而引人关注，它的领导人──越共历史上除胡志明外最为年轻，同时也是第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中央总书记农德孟，也备受瞩目。

对华关系

农德孟在2001年出任总书记后就于当年底到中国访问，之前也有两次是以国会主席的身份到访中国。

在历史上一直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的中越关系，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分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了明显倒退乃至高度对立，甚至因此兵戎相见大动干戈。这是中越历史上与双边关系中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好在这个不幸的时期比较短暂，只是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中的细枝末节，不致影响中越双方继续致力于推动彼此友好的历史主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越南开始毅然决然地放弃成为「东南亚霸主」的迷思，并于1990年底实现从柬埔寨完全撤军。一九九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成都分别会见了到访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中越两党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这就是著名的「成都会晤」，过去一度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的中越关系，因此得以开始复苏。很显然，「成都会晤」是中越关系发展的新起点，明瞭一此一背景世人就不难看出，越南领导人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了国家利益和巩固越共执政党地位，决心纠正错误，进而恢复与中国的友谊，显见其来有自，此后两国两党关系就不断向前发展。

如果说，在1998年逝世并曾得到中共高度评价的前越共总书记阮文灵，是恢复中越传统关系的重要推手的话，那么当前担任越共总书记一职的农德孟，就是又一位能够对未来越中关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农德孟之前的两位越共总书记──杜梅与黎可漂在位时，一个由于年事已高，一个因为任期短暂，而未能在越中关系上作出更大展布，这就给农德孟进一步加强越中关系，留下了甚为广阔的表现舞台与挥洒空间。

2005年底，农德孟在与胡锦涛的会谈中主动提出，越南党、政府、人民十分重视按照十六字指导方针和「四好」精神，发展同中国全面、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使「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双边关系更加巩固。越南党和政府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把头等优先发展越中两党两国关系视为一贯政策，全面推进越中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使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中越关系的现实基础与未来远景

农德孟以少数民族的出身而能成为越共与整个越南领导人，已经创造了历史与奇迹；如今，年富力强的农德孟仍然有机会去创造更大的历史与奇迹，乃至备受国际社会注目的历史奇迹──正如冷战时期因不断挑衅中国、挑战中国而让世人侧目的越南一样。当然，与过去时空条件大为不同的是，如今的越南必须和中国修好，乃至与中国进行彻底、充分的合作，它才有可能再次在东南亚地区扮演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积极角色，而不是过去那种一度对地区伙伴极具破坏性的消极角色。

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经验教训着眼，还是从双边关系的历史恩怨来看，越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选择「亲中」的外交战略，将是一条现实而理性的大国关系路径。越南在冷战时期紧跟苏联与中国对抗的主要原因，并非中越两国存在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而是由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分歧使然，前苏联的居中挑拨及其对越南方面的大肆利诱，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过境迁，当前与俄罗斯几乎已无瓜葛的越南，在考虑中越关系时的首要因素，自然是以能够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优先。

就改革经验来说，与其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中国，无疑是越南颇值镜鉴的最佳榜样；就经贸往来而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具潜力经济体的中国，也是越南最为期待和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与交易对象。中越双边贸易额有望在2010年前达到一百亿美元，中方已表态坚决支持越南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包括中越菲等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业已在合作勘探、开发南海油气田等能源问题上展开紧密合作，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积极成果。

近年来，当世人日益关切中日东海能源主权之争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北部湾却显得风平浪静波澜不兴。从2004年6月30日两国海上划界协定生效后，这片原先因双方渔船「越界」而经常引发纷争的海域变得格外安宁。这就得益于农德孟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大力主导并推动中越边界、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6月底同时生效，并逐步落实到实处。2005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问北京，随后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同意双方继续落实两个协定，共同维护海上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

中国与越南的两个协定，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和第一个划界后的渔业合作协定，自有其非比寻常的意义。2005年底，双方同意确保最迟在2008年内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并早日实施两国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以及尽早开始湾口外海域的划界谈判。与此同时，中越之间早已设立了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对涉及双方利益的议题进行协商，可望有效解决此前一直悬而未决的诸多渔业纠纷与摩擦。在政治互信方面，越南亦多次重申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台独」活动，绝不同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官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