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刘三吾舞弊案、南北榜之争 、南北榜事件是明初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事件。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后发榜，陈三吾为第一，取录宋琮等51名，是为春榜。因所录5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朱元璋命人复阅落第试卷，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处理了相关官员。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王恕为第二名﹑焦胜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南北榜案以为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帝以后遂成定制。

南北榜案

明朝

春夏榜案、刘三吾舞弊案

科举考试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

背景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经历“蓝玉案”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过程

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录宋琮等五十一名，经三月廷试后，以陈安阝为第一名﹑尹昌隆为第二名，刘仕谔为第三名，是为春榜。因所录五十一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的实际情况，但是北方人一名未取，则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为此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廷试取录的陈安阝﹑尹昌隆﹑刘仕谔等，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

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五月，追定考官刘三吾为蓝玉党，以老戍边；白信蹈﹑张信等被凌迟处死；陈安阝﹑刘仕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免罪。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试，以黄观为第一名﹑韩克忠为第二名﹑王恕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影响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但是，朝廷政事多被精于理学的南儒把持，而理事者了了无已，明朝政事逐渐趋向腐败和混乱。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文汇报报道

在中国的科举史上，明朝曾经闹出一个响声很大的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2月春考，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白信蹈等任主考，录取了51名，全是南方人，一时间引起北方读书人哗然，案件惊动了朱元璋，老朱感到蹊跷，命人调来北人试卷，皆文理不通，卷中更有犯禁之句，落榜有理。但北人起哄，说是刘、白故意抽检劣卷欺君自保。是年6月，老朱亲任主考，全国再联考。如果说，春上那次考试，是南人的春天，那麼初夏这次考试，则是南人黑色的6月，所录取61人当中，无一是南方人。

科举联考，说来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是平等取士，其实不然，别说按省分配录取比例，离一碗水端平远甚，即或所有试卷调到京城，统一阅卷，统一划线，统一录取，也好像从没做到过公开公平公正，明朝南北榜就是典型例证。

其实，在北宋，南北榜就搞得很厉害。北宋名臣寇准，陕西渭南人，正宗北方人士，当过宰相，当过主考，是个在历史上很正面的人物，但他主考科举，特别不公正，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有年，他担任主考，江西萧贯脱颖而出，高居榜首，寇准很不爽，「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硬是把萧贯的状元拿掉，把山东平度人蔡齐升为第一。这般事情，按说是应该暗箱操作的，但寇准公开宣扬，逢人就说：我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词人晏殊，也是江西人，有神童之誉，14岁参加高考，是个少年大学生，宋真宗对他爱赏有加，特擢其为「同进士」，寇准极力反对，理由很不靠谱，只是一条，晏殊是「江外人」，也就是他不是北方人，就是王朝的「外人」。

寇准如此公开任人不唯贤，而唯地，其来有自，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是北宋地域歧视的始作俑者，据说他在宰相堂，曾亲自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将斯语刻在宰相办公所在地政事堂的石碑上，告诫子孙遵守。宋朝一直喜欢搞山头，拉宗派，动辄朋党，赵匡胤难辞其咎。到了宋真宗，地域观念有所淡薄，宋真宗准备提拔江西人王钦若为相，遭到北方官僚代表人物王旦反对，王旦搬出了老祖宗赵匡胤的那碑刻之语，就这一句话，打消了宋真宗的任命，直到王旦作古，王钦若才如愿以偿，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椅子上，王旦一句话，迟了他十年做宰相。王旦与王钦若，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但地域利益，高於庙宇同宗，可见当时南北榜搞得有多厉害。

常言道：北方出将，南方出相。其实，在宋以前，帝王将相，几乎都出自北方，没南方什麼事。比如湖南，在晚清总督与巡抚等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三分天下占其二之说，而在唐宣宗以前，湖南一个进士也未曾出过，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有个叫做刘锐的湖南人名列孙山前，才填补这一空白，今日成语「破天荒」，即出自这一典故。赵匡胤立了铁券在那里，即使南人怀抱相才，也难上相位。宋真宗破了祖宗成法，南方人上了相位，宋人邵雍心中尤忿忿难平，把天下之乱，推在南方人身上，所谓是「南人作相，乱自此始」。

两宋崇北贬南，覑意抬高北方人，打压南方人，「选用人才多取北方……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吊诡的是，南人崛起恰恰始自两宋，北宋名士大都是南方人，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六人都是南人，蘇轼三父子，是西南四川人，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都是江南江西人。待南宋将都城南迁，更使江浙一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人才中心，据统计，入得《宋史》人物，两浙第一，福建第二，江西与四川分为第三与第四，都是南方，「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不是虚言。江浙文气，旺盛千年，至今未曾稍衰。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明朝之南北榜肯定有问题，录取51人全是南方人，不可能北方人没一个是读书人，但如果南方人多一个几个，北方人少一个几个，那是可能的，论读书，是南人之所长。元代搞等级制，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南人最下，明朝倒元，南人舒气，以新政权为发展新机遇，逮住机遇，反戈一击，而用力过猛，反伤其身。

科举是以读书取士，不全靠蛮力升位，北方王气盛，南方文气盛，所以南人渐渐从中国历史的舞台升起，到得近现代，中国人才分布，南多北少，南重北轻，在相这一位置，南人占了主位，在将那一端，南人不输北人，这一现象，王夫子的解释是：「地气东南迁」。风水说自然难以服人，我倒觉得，这可能是科举制度使然。鲁迅先生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机灵人读起书来，自然有优势。

「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南人与北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鲁迅先生还说：「相书上有一条，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南人与北人如不互相搞歧视，而是取长补短，团结如一人，当是天下不能敌。而北宋偏搞南北榜，所以其成为中国历代之最弱王朝，也是自然。

评价

明王朝的科举制度，经过南北榜案这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未曾解开。南北榜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体现了朱元璋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政策，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帝以后遂成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