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北上广”的悲情寓意

　　前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引发新一轮热议。《人民日报》昨天的报道说，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逃来逃去，疲累不堪。时隔不过一年，当初那些选择远离北上广去“安放青春”的年轻人，又再次坚毅地从二三线城市回归北上广。北上广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

　　如果说当年的逃离是因为压力，那么现在的逃回，同样是压力使然。一方面，二三线城市资源有限，无论是揾工还是创业，都会面临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体制差异带来理念的冲突。毋庸讳言，二三线城市的办事效率与责任意识与北上广的差距远不是一两年的距离。郁闷的是，这种状态与格局很难通过“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缓解。此外，二三线城市的“熟人社会”规则是看不见的生活成本，中小城市的物价也并不低，世界扁平化之后，价格洼地难得一见。

　　两害相权取其轻。北上广的高房价与二三线城市的“拼爹”暗涌成为哈姆雷特式难题：选择前者，意味着经济与拼搏的压力；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接受“先赋差距”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在自己家乡的中小城市打拼，可能底气反而更加不足。 年轻人面临的“两难”，无论是逃离或者逃回，对城市建设者而言都当是警戒。

　　“逃回北上广”的悲情寓意当包含两个层面：一者，大城市“居之不易”当积极求解，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保障工作当有普惠性的举措；二者，宏观层面当在政策优惠、财政转移、项目投资等各方面关注中小城市需求，促进各层次城市的均衡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无论是逃离或者逃回，奔走之间，直指社会公平的软肋——而夹缝中的青春，又怎会有梦想随之安顿？

　　大城市再大，毕竟不可能真正“海纳百川”，而广阔的二三线城市，才是更磅礴的舞台。如何为中底层群体打通向上流动的路径，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年轻人搭建一个兑现梦想的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的题中之义，更是地方发展的前瞻之举。（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