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疑千余人顶替高考 特殊历史时期的高考作弊
当事人承认顶替学籍：“学校让改的”
采访中，顾春丽的父母向现代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按照他们的说法，因家庭贫困，顾春丽读书非常认真，高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灌南县最好的中学。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高招录取率很低，在第一年的高考中，顾春丽未能如愿录取。“当时校长上家里来，动员她到白皂去复读。”按照老人的说法，为了让女儿回到乡镇中学读书，学校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免除了顾春丽的学杂费。
这一说法得到了顾春丽本人的证实。6月16日，顾春丽夫妇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承认高考顶替他人学籍一事，不过，据顾春丽介绍，因家庭贫困，在白皂中学(当时的名称)领导的动员之下，她最终回到老家复读。顾春丽清楚地记得，高考前夕，学校老师曾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上面的名字就是“汪昌梅”。
“我问老师，老师说，就按照这样写，以后还能改回来。”顾春丽介绍，由于当时年龄较小，她并不知道顶替了他人学籍后，就无法再改回原来的名字，这意味着她要一辈子过上改名换姓的生活。
程如法所遭遇的情况与妻子相同，1992年高考失利后，他选择了复读，也正是在复读那一年，他被学校要求改名“孙大勇”。“我预考的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分，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顾春丽坦言，当年确实曾听说复读生参加高考，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不少，但因为成绩非常优秀，他们并非最终的获利者。
灌南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
顾春丽和程如法虽然同为灌南县人，但两人老家并不在一个地方，上学时期也并无交集。1993年高考中，顾春丽顺利被淮阴师范录取，而程如法则如愿进入一所税务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两人又先后回到灌南老家工作，机缘巧合的是，改名换姓后的程如法与顾春丽在灌南白皂相遇了。 “当时她在白皂教书，我在那边做税务工作。”程如法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直到两人相熟、恋爱之后，他才知道妻子也和自己一样，都因为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而过起了化名生活。
“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其他的不知道，光我们学校，现在还有印象的就有四五个。”程如法夫妇介绍，像他们一样顶替别人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的灌南县较为普遍，光1993年的白皂中学，就至少有四五个类似的情况。而整个灌南县当时共有20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学，再加上县城中学，当年究竟有多少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根本无法算清楚。而据夫妻俩透露，如今，不少当年化名高考的学生都在灌南县工作，有的已经成了当地政府的重要官员，但仍然用着别人的名字。
在调查过程中，现代快报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灌南县部分化名高考考生名单，如公安系统的石某，教育系统的王某、赵某等人，其中多人在当地机关单位任职，不少人已身居校长、副校长要职。6月17日，根据这份名单，现代快报记者辗转联系了部分亲历者，现任灌南县某中学副校长的杨某就是其中一例，据他坦言，参加高考时，本姓苗的他因顶替他人学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好在改后的名字与母亲同姓，回城参加工作后，他到当地公安机关将原来的名字改成了曾用名。
尽管名单上的很多人不再愿意提及过去的事情，据杨某估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光灌南一个小县城，就至少有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高考。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已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学校、部分复读生共同促成“顶替”
不够完善的高考制度、学生急于跳农门、学校追求升学率、户籍管理的松懈等共同将顶替学籍参考这种荒唐事推上了时代的巅峰，看上去，这似乎和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当事人估算的数据令人匪夷所思，尽管至少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说法无从考证，但从现代快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名单来看，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在少数。然而，顶替学籍和顶替高考成绩不同，顾春丽等人虽然用了别人的学籍，但仍然需要自己参加高考，最终也是通过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大学。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在当时的法律下，顶替学籍是一件明显的违法举动，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冒险干这样的事情呢?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现代快报记者辗转找到了顾春丽当时的校长汤某江(化名)。提起20多年前的事情，汤某江虽然对顾春丽的印象早已模糊，但他清楚记得，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情况， 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情况。”
而据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程如法、顾春丽夫妻假冒学籍的事情遭人举报后，当地纪委也曾介入调查，并向媒体回应了相关调查情况。据了解， 顾春丽夫妇假冒学籍事件发生时，灌南县还属于原淮阴市辖区(现淮安市)，而灌南县纪委从淮安市教育局调出的高招文件显示，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是25%，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某等人的说法。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远不止灌南县一个地方，江苏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山东潍坊市昌乐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王立庆介绍，他身边也有不少人被复读生预考不平等分数线“逼”上了“冒用学籍”的路。此外，如今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王志峰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据他介绍，为了能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采取了顶替学籍这种特殊手段。
现代快报记者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发现，早在1980年， 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文件中指出，因恢复高考后，报名参考人数众多，但高招人数却极为有限，此举主要是为了降低高招经费。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实际上，早在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 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这和当时那个时代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是历史遗留问题。”汤某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