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妻（社会群体）

同妻指男同性恋的妻子。大部分同妻是异性恋者，另有一部分是女同性恋者，同妻通常指代前者。

但受传统观念、社会制度、法律规范等因素的桎梏，她们大多选择沉默，忍受着冷漠甚至暴力的丈夫，少性甚至无性的婚姻，以及性病、艾滋病的威胁。

2015年根据最新调查报告，中国“同妻”有1600万人。在被调查的173人中，18岁至25岁的46人；26岁至35岁的84人；36岁至45岁的25人；46岁至55岁的14人；55岁以上的4人。最小的才22岁，最大的67岁，主要人群集中在35岁以下，占75%。

同妻

gay men's wives

男同性恋者的妻子

＞1600万人

已婚（育）女性

家庭暴力以及性病和艾滋病的威胁

产生原因

在强调男性“传宗接代”角色，注重“养儿防老”的中国社会，男同性恋者往往在父母逼迫下结婚。[2]

对于男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的现象，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传宗接代”“男大当婚”等传统习俗的压力。一个家本位的社会，家庭利益往往置于个人幸福之前。同性恋进入异性婚姻肯定会降低婚姻的质量。

古代记录

身为同妻，有时会受到家庭暴力和冷暴力困扰。女性在与男同性恋婚姻中受到虐待的记录，古已有之。北魏汝南王元悦喜好男色，除不与妻妾同房外，对她们轻则怒骂，重至捶打。他的妻子闾氏虽贵为王妃，犹被殴打后赶出家门。胡太后派人探视后，才发现闾氏被打卧床，疮口尚未愈合。

处境介绍

目前，“同性恋话题”在中国国内目前仍未被社会普遍价值观所认同，“同妻”更作为社会边缘群体，在与同性恋者组成的婚姻家庭中是弱者，对于婚姻的维持以及解体都经受着与常人不同的艰辛和困扰。[1]

法律争论

律法空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研报告指出，当事人基于对方同性恋提及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为四类，即对方是同性恋导致感情破裂要求法院判决离婚、以对方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婚姻、在离婚纠纷中给予损害赔偿、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对同性恋一方少分。提起诉讼的多是女性，而且提出撤销婚姻的居多。在司法实践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现，女方认为，如果走离婚程序，自己身份登记信息中的婚姻状况将被登记为离异，而如果法院判决撤销婚姻，自己的婚姻状况将会恢复为未婚，况且自己虽与男方结婚，但并未与其发生亲密接触，本身尚系处女，登记为未婚更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3]

中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这就是要求结婚双方应有‘合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告诉本报记者，有效的结婚合意须符合两个条件，即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出于有婚姻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结婚合意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即意思表示虚假、意思表示不自由、意思表示错误。

马忆南介绍，一般说来，许多国家均将意思表示的重大瑕疵作为婚姻可撤销或婚姻无效的法定原因。目前，我国《婚姻法》并没有把意思表示错误，比如一方当事人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同意与同性恋者结婚，作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处理，如果双方不能在一起生活，只能按照离婚来处理。

马忆南建议修改《婚姻法》，扩大可撤销婚姻的原因，将当事人意思表示虚假（如双方通谋成立虚构的婚姻）、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当事人因受威吓、胁迫而同意结婚）、意思表示错误（如当事人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同意结婚）均作为可撤销婚姻处理。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晓林告诉中国妇女报记者，中国《婚姻法》在增设“可撤销婚姻”制度修法讨论时，对仅仅把“受胁迫”作为法定事由，是否能进一步扩大，当时就有不同意见。“‘可撤销婚姻’制度应适当扩大范围。”

离婚处理

“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处理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

此类案件当事人双方可以协议离婚，当事人一方也可以单方提出离婚。当事人一方因受欺诈或出于重大误解而与同性恋者结婚，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导致感情破裂的，法院应当判决离婚。

赔偿损失

“当事人能否基于对方是同性恋的性倾向而要求法院分割财产时多分？”

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和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财产分割意见》等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应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尊重当事人意愿，照顾无过错一方等原则。这里的“过错”并不仅限于中国《婚姻法》第46条中指明的若干重大过错，还包括其他违反婚姻义务侵害婚姻关系的过错行为。“如果同性恋者隐瞒性取向，另一方因受欺诈而与其结婚，离婚时隐瞒性取向的一方有过错，分割财产时可给另一方多分。”

赔偿条件

“当事人能否因对方婚前隐瞒自己的性倾向而提出损害赔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说，《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四项情形是离婚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根据。只要不是《婚姻法》第46条指明的过错，便不能请求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另一方因受欺诈而与其结婚不能请求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解决之道

1、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条件。法律应该将配偶一方为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依据，这样最起码在根本上肯定了同妻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这样的依据，很多法院都不会裁定离婚，这样很难使同妻脱离出来，只要将同性恋作为判定离婚的方式，才会有人大胆迈出那一步。

2、将请求损害赔偿扩大化。在立法中，应当将《婚姻法》对于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或者进行扩大说明，除了法律己有的四种情况之外，还应该把配偶一方在结婚时故意隐瞒性取向，或者故意引导配偶产生错误理解，误解其性取向正常的形式添加到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况中，这样可以在离婚的时候给予同妻更多的保证。同时这样可以保证男性同性恋在结婚时，有所思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结果，让他们有所收敛，并且也可以保障同妻在离婚之后不至于没有经济帮助。

3、重新定义“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应该将婚姻法对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解释也进行解释，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单纯的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人们必须正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的出现，旧规定己经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需求，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进步，才能更加完善。

4、完善证据制度。完善证据制度也是保障同妻的一个重要方面。现行证据制度不利于受害配偶方的权利救济。依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认定丈夫同性恋行为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注重取证的合法性、程序的公正、公民隐私权的保障。鉴于大多数同性性行为隐蔽性、私密性的特点，同妻依法取证困难重重。仅就一般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做出了规定，中国并没有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时，可以采取责任倒置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在同妻列举出一些不能直接证明其配偶为同性恋的证据时，如果男性同性恋无法提供相反的例证，证明自己并不存在欺瞒或者不是同性恋的证据，就根据同妻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判定，这样在实际上大大简化了同妻取证难的问题，从而保障同妻的合法地位。

5、将无效婚姻范围扩大。根据一些案例人们可以看到，有些同妻再提起诉讼的时候，希望是判决是无效婚姻，而不是离婚。离婚与无效婚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她们的处女情结，如果是可撤销或无效婚姻”则可以恢复“未婚”身份。中国同性恋结婚的现象，反映出了社会对于女性弱势地位的歧视。根据中国《婚姻法》规定，凡是具有：（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以及《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肋、迫结婚的，受胁迫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些都被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婚姻，且始终无效。对于无效婚姻的认定也应该适时宜的扩大，因为在双方结为夫妻的时候，男性同性恋有意隐瞒或者故意引导都是存在欺骗的成分，这种婚姻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瑕疵，所以按照无效婚姻的处理也是有因可循。